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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民主化与社会风险存在交汇部位,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了各种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若应对不妥,就有可能对民主化造成危害,如增大民主化成本、扭曲或中断民主化进程。因此,要理性认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以确保民主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关键词:现阶段;民主化进程;社会风险;社会转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迈入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期,社会开始呈现复杂、多元的特性,“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1],现阶段中国的社会转型充满了各种风险和变数。同样,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化进程,也必然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民主化研究与社会风险的研究大都单独分离、缺乏关联。即使一些研究略有涉及,也主要散见于相关著作和论文中,缺少系统性且较为有限。实际上,民主化与社会风险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存在一定的交汇部位:一方面,民主化进程中会存在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既有外部性的风险,也有民主化本身所诱发的风险;另一方面,不管是外部性风险还是自诱性风险,都会对民主化进程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特色民主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而若缺少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分析民主化,或者不从民主化进程这一特殊背景来分析社会风险,那么无论是对民主化的研究还是对社会风险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基于此,本文尝试立足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展开分析,试图揭示出政治民主化和社会风险的内在关联性。?
在结构要素上,民主化是政治结构层面的问题,社会风险是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但两者是紧密关联的。社会结构的公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的状况,一旦社会结构运行遇到障碍,社会结构预定的社会功能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发生扭曲或嬗变,社会问题就会增多,相应地社会运行的风险也就增大,民主化进程由此会受到严重影响。依据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划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组织性风险、心理性风险等,其他各种具体的社会风险都是这几个层面风险的衍生物。?
(一)制度性风险。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障。通常情况下,一项良好的制度既可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规制,避免政府及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害公民权利,又可规范公民行为,防止一部分人以“多数”、“民主”的名义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出现“多数人暴政”。但一项良好的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如良好的政治素质、执法水平和必要的惩罚措施等。所谓制度性风险是指制度自身被预期的功能缺失或发生偏差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而言,由于良治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因而为制度性风险的出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社会制度结构层面,表现为公权力的扩张、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缺失、制度的失灵等,而权力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滞后则是其具体表象。?
(二)阶层性风险。所谓阶层性风险是指由于不公正的阶层结构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民主化得以推进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就能有助于民主化的推进,可以有效防止民粹化。亚里士多德指出,“惟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层比其它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2](p.206)。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是民主政体的天然盟友,古希腊民主的发达就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而对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确保要有一个稳定、壮大的中产阶级,才不致让民主沦为暴民政治。但若阶层结构出现畸形化趋势,就会影响竞争的公平,影响整个民主化的进程。目前中国社会阶层性风险表现在三个方面:精英阶层的内卷化、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和中产阶层发育受阻。?
(三)组织性风险。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于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利益表达,及时、适当地宣泄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构建一个安全有效、双向互动的社会安全阀,减少或避免社会冲突的爆发。民主的生机是以社会为基础,更为完善地实行民主,要求一个范围广泛的、有自觉性的、团结的社会[3](p.53)。关于社会组织的作用,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4](p.443)。组织性风险就是指由于社会组织发育的不足和社会组织有效性的缺失而致使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而引发社会失序的可能。当前我国组织性风险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和组织有效性缺失两个方面,前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的总量不够,人均量更少;后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所发挥的社会性职能非常有限,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四)文化心理性风险。现代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作为支撑。文化心理是指人们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习惯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思想、价值观和心理现象等。社会文化心理会影响公众对政治民主化的支持力度,也会影响公众健全政治人格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理性程度。文化心理性风险是指由于经济增长的短视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的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当今社会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甚至阻碍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心理因素,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缺失、社会焦虑感加剧和社会隔阂加深等。?
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除了具有风险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中国社会自身所独有的特性。?
(一)社会根源的特殊性。在西方早发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劳资关系和贫富差距是引发各种风险的重要根源。而在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官民关系,其次是阶层结构。?
根源之一:官民关系。与其他国家民主化启动阶段的社会风险相比,中国现阶段因官民关系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较为突出,相当一部分的社会风险是由官民关系所导致的。据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全国28个省市130个区(市、县)进行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社会心态部分的数据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其次是穷人与富人之间,其余的群体被选择的比例都很小[5]。再对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可发现,以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或权力机关为主要攻击对象的事件不断增多,如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打伤民警、围攻党政机关办公所在地等。这些事件说明,在目前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关系已出现了某种紧张状况。?
根源之二: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基础性、深层性的特征,它的公正程度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的底层社会。据有学者估算,全国中低收入阶层约占总人数的80%左右。在这种阶层结构的背后,便是“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社会张力加大,十分脆弱”[6]。这就容易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互惠互利,出现上层精英结盟和底层群体弱势化的风险,由此民主化进程中潜伏着安全的隐患。
(二)风险的并发性和高发性。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风险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叠加,潜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其他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动荡。即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就会演变成整体化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制度性风险带来贫富分化差距,造成阶层性风险加大,它们又阻碍着社会的组织化,导致社会不满和冲突的增多,并最终促使社会危机的爆发。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多重社会风险共同演化爆发的结果。以安徽池州事件为例,一起普通人车碰撞事件,既无严重的身体伤害,也无严重的经济损失,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较高。此外,我国存在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也有社会风险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使得社会危机存在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出现,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7]。?
(三)风险的集聚性和基础性。从主体上看,社会风险涉入群体主要集聚在社会基础阶层群体,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参与较少。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8]。社会风险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成负相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而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9](p.36)。各种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表明,越来越多的社会基础阶层成员卷入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以“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如下岗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
从客体上看,社会风险大多集中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部位,即社会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参与群体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如就业难、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拉大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五项分别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收入差距过大”(28%)、“就业失业”(26%)和“住房价格过高”(20.4%),“养老保障”排第七位(17.7%)[10](p.24)。显然,这些基本民生问题对于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大。据公安部统计,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因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用引发的占总数的23.8%,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费等引发的占18.1%,因企业改制、兼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占10.6%[11]。?
社会风险是一种积极结果与消极后果的双重结合体,它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风险的严重程度。通常情况下,高度的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作用,易引发社会危机的爆发,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而中低度的社会风险对于民主化进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影响。适度的社会风险存在是促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指出,“低度的社会暴力,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是进行民主化的重要条件[12](p.45)。?
第一,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暴露。社会风险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问题不断暴露的过程。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社会风险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和政治压力往往会转化为变革的推动力和催化剂,从而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社会风险的出现具有发现公共问题、推动公共问题进入政府议程、促使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功能;也会促使政府重新评估其制度、政策和行为,改进政府管理之缺失的作用。一言以蔽之,风险既意味着灾难和痛苦,但也是发展和创新的机会。正所谓,“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规则”[13]。?
第二,提高社会风险的应对能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进行民主化的有利条件,但就实际而言,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在完全没有风险的社会中进行,充满社会风险是民主化进程的常态。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政府和公众的各种风险应对意识和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有助于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经过数次风险的洗礼和考验,可以激励人们树立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观念,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好风险的预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下一次危机的降临[14]。目前无论是从风险预警到危机的应急处置,还是从信息的透明公开到事件的善后处置,都毫无例外地反映出我国政府的风险和危机应对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三,有利于稳定共识的形成。民主化进程需要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而适度的社会风险则有助于社会稳定共识的形成。社会风险的放大和扩散往往意味着社会损失的可能性增大,也意味着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大。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清楚社会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什么,不但影响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迫切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正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曾告诫人们:“安定是民主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定,任何人都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更谈不上参政。”[15](p.91)十年““””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使得我国人民对社会稳定尤为渴望,正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适度的社会风险可以起到预警作用,让政府与社会时刻注意化解与防范社会风险,从而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维持。?
(二)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社会风险在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削弱民主化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公民社会基础和公众的参与等基本条件。?
第一,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民主化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的稳定是民主的前提,没有稳定的局面就无法进行民主的实践[16](p.367)。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阶层性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尤为严重。一方面,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无法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它是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越会比较强烈地产生社会冲突的意识”[17](p.245)。另一方面,精英内卷化会降低社会流动。一旦社会成员在体制内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动,就可能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来达致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18](p.42)。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很难想像,在一个动荡的国家何以能顺利有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第二,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可以为民主提供经济基础,从而促进向民主的过渡。李普塞特曾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只有在富裕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目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19](pp.27-39)。而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会严重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健全的制度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作用,如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免去人们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若这种分化超过合理的界限,反过来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削弱人们的经济福利水平,从而严重损害民主化的经济基础,进而阻碍民主化的发展。在一个底层民众占绝大多数而中间阶层比例很小的社会里,经济内需的拉动力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阻碍公民社会的发育。衡量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公民社团发展状况。大量社团组织的发育可以为公民提供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渠道,社团组织的利益表达能力明显大于公民个体,它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结果[20]。正如赫尔德所指出,“民主要想繁荣,就必须看作一个双重现实:一方面,它涉及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市民社会的重构”[21](p.396)。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表明,市民社会确实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制衡力量,构成了对国家垄断权力的一种制约[22]。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化,严重影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同时,精英阶层利用优势地位压制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造成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和社团有效性缺失,如社会组织民间性不足,自治程度不高,整合资源作用的能力非常有限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民社团作用的发挥。?
第四,导致公民参与的不足。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也是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尺度,现代民主政治的进步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也就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23](p.5)。缺乏公众参与是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社会基础阶层群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疲于生活,无心顾及民主的参与,从而带来政治上的边缘化,导致民主化缺乏社会基础。“如果社会中一部分人贫困化,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可行的,即使是不完美的;如果这部分人增加,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如果唯有少数享受繁荣而广大群众处于屈辱贫困之中,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以民主为名,不过是盗名欺世”[3](p.111)。?
第五,损坏民主的心理条件。民主所有的条件之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社会心理的状况会对其他民主化条件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社会风险的增多会损害这种心理条件,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心理反应。一是不公平感,即认为在起点、规则和结果方面受到不公正对待;二是相对剥夺感,即使总体收益增加,但由于同其他阶层的人员相比收益增加速度缓慢,因此觉得自己的实际收益减少了;三是挫折感,即试图改善自身现有社会地位而又未能如愿时产生的失落心理;四是危机感,即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感到朝不保夕、前途暗淡[24](pp.140-141)。当这些阶层人员把上述的认知归咎于党和政府的政策结果时,则会给政治稳定带来隐患[25](pp.195-197)。?
社会风险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影响着民主化的发展。具体来说,若社会风险应对不当,则民主化进程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发展可能。?
(一)增大民主化进程的成本。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若不能有效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则必然会导致民主化的成本增大。?
第一,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是指政府等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所使用和消耗的政治资源的总和,这种资源包括合法性成本、政治稳定成本以及民心成本等。而政治性成本最关键的是民心成本,它包括民众支持程度、参与程度等。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增多意味着社会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增多,更意味着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的增加,政府就会面临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同时社会风险也会削弱公众对政府的认同。特别是当国家的权力无法保护甚至侵犯个人权利时,不但影响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还会严重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导致民心成本的增大。?
第二,经济成本。社会风险的增多还会加大民主化的经济成本。经济成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化解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所必需的资源耗费;二是社会风险演化为危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因风险而导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三是因民主化风险而导致的_、资源浪费等。这些经济资源消耗的总和构成了民主化总的经济成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权力扩张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为主要和最为严重的。同时,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也影响着民主化进程,大量社会人群疲于生计,且综合素质相对不高,他们无心顾及民主也缺乏参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扩大他们的参与,势必就会增大成本。当前村民选举中给选民发放误工补贴不断增加的事实足以说明这种物质激励是难以长久的,只会不断增大民主化的成本。?
第三,社会成本。狭义的社会成本是相对于政治成本、经济成本而言的,它包括价值、态度、道德、观念、社会心理等各方面要素。一个社会要实现民主的良性发展,不但要尽量降低民主化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更重要的是要降低社会成本。“如果一个政权维持它的运作总要比别的政权多花费几倍、几十倍,执政党的每项政策都需要调动大量的警察乃至军队来强制实行,那么这种运作在成本上是难以为继的”[26]。近年来我国随着贫富悬殊、权力腐败、失业人口增多、生态环境恶化等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造成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社会心理扭曲、法纪不张等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也严重地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危及社会的稳定。相应地,民主化所需要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等会随之受损,民主化的社会成本也在不断增大。?
(二)扭曲民主化进程若社会风险由低度的社会风险逐渐向中高度的社会风险演化,而政府和社会又不能有效控制这种社会风险及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对民主化造成程度较大的损害,即导致民主化进程的扭曲。?
第一,民粹主义泛滥。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可能会造成民粹主义的抬头和泛滥,易导致政府的权力为社会弱势群体所掌控,从而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使得民主化变形走样。科恩曾指出,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会成员如果长期营养不良或经常生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是难以做到的。如果群众中大多无衣无食,或者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在公民素质不高的情形下,公民参与的大量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从而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
第二,精英控制民主。民主化进程被扭曲的情形之二,就是精英群体的结盟带来民主的变形。精英群体结盟并利用公共资源,获得弱势群体的支持,掌控民主化进程。例如有钱人可利用穷人在金钱和物质财富方面的极端匮乏进行贿赂,或向穷人许下诺言,答应帮助他们摆脱贫穷,以换取他们的选票[27]。这样不利于民主的推进,甚至会阻碍民主化的发展。群众容易被社会精英分子所动员,“个人野心很少受公共权威感的约束,权力的作用(即财富和势力)膨胀到了最大限度”[18](p.62)。同时,精英掌控民主也会导致民众参与的严重不足,使民主大打折扣。?
五、社会风险的治理与良性民主的实现
(一)理性认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也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为此,我们要理性认识这一现象。首先,要科学判断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从社会风险的客观性来看,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风险将是常态;从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来看,现阶段我国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演化和发展的结果,是根源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从社会风险的危害程度来看,社会风险有高度、中度和低度之分,当前中国现阶段的各种社会风险属于中低度风险,但也有进一步升级和演化的可能。其次,要理性认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社会风险是一把“双刃剑”: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社会风险的负面效应会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再次,要防止两种错误的认识倾向。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民主化进程中充满社会风险这一现实,而不是否认社会风险的存在和无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任意夸大社会风险的消极作用,不能因为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社会风险就反对或阻止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这无异于“因噎废食”,正所谓“民主有风险,不民主更危险”。?
(二)治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为有效推进现阶段民主化进程,我们必须着手化解和应对各种社会风险,既要增强人们的社会风险意识,也要尽量减少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更要尽量把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第一,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扩张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要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约束和限制,以确保公权力的正当和合理运用。公权力行使应遵循两个边界:下限为公民私权利的保护,上限为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增进。具体而言,一是要确保公权力的行使仅限于公共事务范围内,并对公共事务做出明确界定。二是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保护公民私权利为基本出发点。权利是本源,权力是由权利让渡而生。因此,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定应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于私权利,法无禁止皆权利,法无禁止不得罚”[29]。三是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明确规定哪些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哪些不在范围之内。四要明确规定“当公共利益与公民私权发生冲突时,公权在什么情形下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侵犯私权,以及如何补偿因公共利益而受损的私权”。?
第二,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公正、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确保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成员真正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新一轮改革的重大任务,也是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突破口。为此,需要构建起社会财富再生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等四大利益协调机制。现代民主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必然逻辑:民主必须首先满足个体获得自主权利的要求,然后满足个体在国家与社会的空间中实现其自主权利的要求。当务之急是建立起符合实际的初级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第三,推进社会结构的优化。目前,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社会风险多为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从社会大的环境层面上来看,是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从基础阶层或是从民众层面来看,是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从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来看,是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苗头;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就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30]。因此,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必须调整社会结构,建立起公正的社会结构,使民主化的推进获得持久的动力。?
第四,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是衡量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指标。民主的正常有序发展总是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之间协商和妥协过程中展开的,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通过自觉而有组织的分化与整合,可以为民主的健康发展提供自动平衡的砝码。从公民个体来讲,他们进行利益表达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借助于社会化的组织而不是个体。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不可能与单个个体的人去谈判和协商,否则政府运行的成本会大大增加,通过发育社会组织,使其承担起利益表达的功能,其成本将大大降低。?
(三)良性民主的实现途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或是说良性发展的民主,它不但可以防止和减少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还可以将各种社会风险对民主化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在风险的影响下,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实现良性的发展,绝不是某个单一路径的逐步更替,而是诸多路径的混合同步,需要诸多因素共同合力,实现从不民主走向民主,从一般民主走向更加民主。正如艾尔?史密斯曾指出:“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更多的民主。”[31](p.100)?
路径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政治民主化有两大动力——来自政府的推动力和来自民众的拉动力,两者皆不可偏废。只有这两种民主动力实现有效的结合,民主政治才能获得良性发展。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良性发展的实现,需要从党内民主和政府体制改革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党内民主。党自身的民主建设状况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如实行党政分开、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等,可以有效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包括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加快地方分权改革;加快政社分离,把大量的社会性职能从政府部门剥离出来,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建立各种民众参与决策的机制,等等。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化要扩大基层民主,以县、乡镇、社区基层民主为突破口则具有风险小、成本小的优点,可以稳步有序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如果民主以省、市为突破口,范围广影响力大,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路径二:从经济民主转向宪政民主。经济民主既是民主政治形成的现实基础,是民主化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因。在现阶段中国,随着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和逐步得到解决,且高度的市场化也培育起了人们的契约精神和妥协精神,为政治上的民主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因此,要加快从经济民主转向政治民主,特别是要推进宪政民主。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宪政问题,它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根本途径,宪法对于政府和公民具有最大的权威,宪法的具体内容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32](pp.124-125)。宪政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限制政府权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权、自由与社会公正。毋庸置疑,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要加快推进经济民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以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为突破口,推进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正如有研究者提出,民主的缺陷也只有通过宪政才能得到医治,才能避免堕落为“民主的专制”的可能,宪政是专制的天敌[33](pp.102-135)。?
路径三: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是民主的孪生兄弟,属于民主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程序民主强调过程的重要性,就是必须确保民主政治各个环节程序上的民主,而实质民主则强调政治过程的后果,即以公民个人权利是否得以实现来判断政治体系的民主程度。一般情况下,在民主化发展较低阶段,要重视程序民主,确保民主政治的各项程序公正,而当民主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推进实质民主,要以公民个人民主权利实现与否来衡量民主的程度。权利则是民主的实质,民主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真正保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权利。因此,对于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而言,要加快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在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实体民主,如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社会参与机制和透明网络等[34]。只有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使用好其民主权利,才能真正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路径四: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实行普选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它具有很大的风险和成本。若在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全面推开这一民主政治实践,可能会导致人们社会期望值过高,一旦目标无法实现就会产生不满情绪,进而最终导致民主化的失败和社会的倒退。除选举之外,民主还包括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35](p.序言11),以及多边式的协商民主等。民主也并不意味着由大多数人在某个政策的制定上能够形成一致的决定,而是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和公民能够参与决策过程,分享决策机会,进行协商妥协。因此,当前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发展逻辑就是要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在理念上,要重视协商沟通对民主的重要性;在制度设置上,要考虑为民众提供民意表达的吸纳机制,建立公众、社会团体和政府之间面对面的协商机制。此外,还要拓宽其他非制度化的渠道让民众进行民意的表达。只有这样,才能让公众参与有渠道,又可以培育社会成员之间的民主协商、妥协精神,从而推动民主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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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前,李大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李大钊经历了重要的三个阶段即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马克思主义者。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和重要的转折点,该时期各种思潮传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们积极学习新思潮,探寻救国之道。该时期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北洋军阀的专制主义、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无政府主义提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的马克思主义。进而五四时期也成为了李大钊政治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李大钊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弊端,开始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产生怀疑,俄国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作为优秀的青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受到日本河上肇的影响就开始接触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认知,五四时期李大钊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付诸于实践,李大钊对当时抨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政治层面上提出了中国在这段时在应建立什么形式的国体、政体以及如何治理和建设国家等一系列政治主张。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对于不适用于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在实践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于这一层面的研究,应以五四时期为时间切入点,深入研究李大钊在五四前后时期政治思想的转变,强调无产阶级的重要性,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对中国未来的道路问题提出设想,重点研究在其提出的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思想,并且该思想对中国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影响进行研究,形成一个整体的脉络,深入剖析在政治层面上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由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转向开放的商品经济。李大钊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由于李大钊的主观认识受到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其经济思想也受其影响开始产生了变化。十月革命是李大钊经济思想产生变化的转折点,十月革命之前主要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世界观来对当时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带有一定的进化论色彩;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接受并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方法分析社会形势,分析出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蓝图。李大钊的经济思想突出强调了人民群众在改造中国社会过程中的重要性。其经济思想在经济层面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对李大钊经济思想的研究,能够更加清晰地分析出李大钊是如何在经济层面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于这部分的研究,应以十月革命为时间点切入,深入研究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前后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总结其经济思想的特点,重点研究李大钊后期的经济思想,在这段期间李大钊重点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现状,如社会经济结构、农业、农民、工商业等问题,并针对于当时的经济李大钊前期提出改造社会经济的思想,在后期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宣传资本论并对中国走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适合于中国的设想。并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思想形成了一定的影响。由此观之,加强这一部分的深入研究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李大钊在经济层面上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产生于19世纪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能够在落后的古老的东方大国生根发芽,这与中华民族精神以及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李大钊不仅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先驱者。他的一生都在寻找适合于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其思想中的大同主义、民本主义等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等观点有着一定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所以,对于李大钊的文化观研究的深入也有利于探寻李大钊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开始受到了西方各种文化的冲击和洗礼。面对于这种冲击力之下,中国的文化将何去何从,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李大钊积极参加各种文化运动,分析出西方文化的矛盾和弊端,于是开始寻求行的文化前进方向,对中西方文化进行调和,正值俄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给李大钊以启示,李大钊在批判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认清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而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李大钊看到了中国文化道路的前进方向,提出文化“第三文明”的设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面上的中国化历史进程。对于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李大钊的文化观中对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第三文明”理论的深入剖析,李大钊如何利用这一理论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进行指导,例如为新文化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阻碍,在文化层面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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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问题与通货膨胀、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一样,是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四大难题之一。鉴于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的严峻形势和促进再就业的重大意义,本文主要从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的影响因素着手,分析了1076位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形势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对中国城镇失业人员的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并加入了对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使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对策更有针对性。另外,运用生存分析法中的Cox模型,分析了影响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因素。
中国目前失业问题仍然严重,总量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结构性失业突出,同时,出现四大群体(下岗职工、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的交织。从宏观上看,失业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从微观上看,失业人口成为了城镇弱势群体的源头,其生活水平和生存状况堪忧。中国城镇失业人员失业呈现长期化趋势。调查表明,失业2年以上的占55.2%。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主要领域为个体私营经济和服务业。从单位性质看,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去向主要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占全部实现再就业的失业人员的81.7%。从行业看,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去向主要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占23.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占19.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12.2%)和其他服务业(占14.9%),这些行业占了全部再就业失业人员的近七成。
生存分析就是处理、分析生存数据。由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数据的选取,只能是确定一定的研究期间,它符合生存数据的特点:在研究期间结束时,所要研究的事件还没有发生,或过早终止,使要收集的数据发生缺失。如: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有可能在研究期间仍然处于失业,也有可能在研究期间实现再就业。所以,本文选取生存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的影响因素。
由于再就业率是难以估计的,所以不宜采用非参数或参数模型方法。因此,对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的分析主要是运用生存分析中的Cox回归模型进行。我们主要通过Cox模型分析以下问题:失业人员从失业到再就业这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失业持续时间。在生存分析法中,失业人员处在失业状态,即表示存活;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即表示死亡。其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原工作单位性质都是影响失业状态转变的危险因素。我们要确定那些危险因素对生存时间有重要影响,也就是确认重要的预后因素。通过建立失业持续时间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原工作单位性质因素变化的模型,来确定这些对失业持续时间有影响的预后因素,并根据危险因素在模型中的影响对再就业率进行预测。 4.2数据选取
以2005年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中普通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为计量数据,来分析影响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的因素。这些数据包括失业人员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原单位性质、技术职称、失业时间、再就业时间,其中通过失业人员的失业时间和再就业时间计算出失业人员的失业持续时间。
主要以原工作单位性质这个变量为主要危险因素分析对失业人员持续失业时间的影响。假设失业持续时间丁有一个连续的概率分布f(t),t是T的实现值,则失业者在(0,t)实现再就业的累积概率为:
失业时间一直持续到时间t并将在以后结束的概率为s(t)=1-F(t),S(t)即为存活函数,用以表示失业持续时间的长短。与存活函数相对应的是转机函数h(t),表示失业时间至少持续到t的情况下在(t,dt)内实现再就业的条件概率,表示再就业率,即当dt趋于零时失业者在(t,dt)内实现再就业的条件概率的极限值,即h(t)=limdt→ 0[Pr(t≤T<+dt)|dt]。通过推导可得存活函数与转机函数间的关系为:
由于失业持续时间样本的概率分布f(t)具有不同的形式,则相应的h(t)也要有对应的分布函数,而由于样本分布函数往往难以确认,因此,可使用Cox模型对样本分布没有严格要求的半参数模型进行分析。Cox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h(t,x)=h0(t)exp (x'β)。h0 (t)为基准转机率,是时间的随机非负函数;X是含有一系列影响因素(协变量)的向量,X=β1 X1+β2X2+…+βn Xn,因此,h(t,x)是将在时刻t实现再就业的转机率分解为基准转机率和由向量X引致的增量转机率。β表示当X变化一个单位时引起的转机率改变倍数的自然对数值;而eβ1 就是相对转机度,表示变量X变化所引起的基准转机率改变的倍数。将失业人员的原工作单位性质因素引入Cox模型,可得:
h(t,x)=h0 (t)exp (δI+X'β)
其中I是表示失业人员原工作单位性质的分类变量,δ为I的系数,eδ则表示不同的失业人员原工作单位性质所引起的再就业转机率的变化倍数。
根据存活函数与转机函数间关系以及(2)式,可构建包含失业人员原工作单位性质因素的失业持续时间模型为:
假设失业时间持续到t-1并在时间间隔αt=[t-1,t)内实现再就业的转机率为ht,根据存活函数与转机函数间关系有:
在失业时间已经持续到t的条件下,失业时间能超过时间段αt的概率为 (1-ht),则单个失业者在第rt个时间间隔内实现再就业的似然函数为:
利用STATA统计软件进行Cox回归所得结果。可以看出,原工作单位性质为政党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三资企业之间再就业转机率的差别不是很明显,原工作单位性质为集体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私/民营企事业的失业人员再就业转机率与其他三类有明显差异,再就业转机率高。原工作单位性质为个体经营、私/民营企事业失业人员的累积失业存活时间最短,原工作单位性质为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失业人员的累积失业存活时间最长。
从对个人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性别变量HARZ.RATE系数为1.048,说明男性失业者再就业转机率略高于女性;年龄变量系数为0.579,表明再就业转机率随年龄增加而逐步减少,高龄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会相对长一些,甚至转为退休;教育程度变量系数大于1,说明学历越高,再就业转机率越高,失业持续时间会越短;健康状况变量系数为1.019,说明健康是实现再就业的必要条件;技能的系数为1.004,表明具有技能的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转机率高。
从以上分析得出,原工作单位的性质对失业持续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同样地条件下,失业人员原工作单位性质为民营、个体及私企的再就业持续时间会短,而相对的原工作单位为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失业人员再就业持续时间会长。而中国的90年代末的国有企事业改革造成了大规模的企业职工下岗,说明了政策性的变化会影响到失业者的再就业。现在,国家应该大力发展民营、个体及私企,这样会有利于失业者的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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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人类聚居环境规划建设, 提出乡村景观园林的问题, 阐述了乡村景观园林的定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进而提出了作者关于我国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其预期成果。
乡村有景观吗? 乡村有园林吗? 乡村需要景观园林吗? 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 在大地景观开始深入人心的现代, 对于中国规划建筑界, 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众所周知, 乡村既是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细胞, 也是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区。乡村园林以乡村景观为背景, 乡村景观在客观方面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水、土、气候、动、植物、人工物等, 在主观方面包括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生活习俗, 乡村园林正是在这种综合的景观中孕育、演变、发展、生成, 所以乡村园林与乡村景观密不可分, 故而, 乡村景观园林也就成为本文的论题。根据人类聚居环境学理论(刘滨谊1999) , 作为乡村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背景, 乡村景观园林作为乡村规划的基础背景, 它对整个村落的布局、特色的塑造和生态环境的保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它的面貌、格局、规划、建设决定着乡村环境的生死存亡。合理而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 表面看上去朴实无华, 然而在“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持续发展” 的基本原则指导下, 其内在却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耐人寻味的, 其中, 不乏有许多优点而令今天的城市人神往。当今中国,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乡村景观园林在乡村人类聚居环境规划建设中的作用、地位日渐重要。对于迅速城市化的乡村地带, 乡村景观园林正处于十字路口, 迫切需要予以定位、定性、定向、定型, 而对于当今那些步入病态衰败的城镇, 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无疑将成为“ 治病” “健身” 的一帖灵丹妙药。
在学术界, 德国、荷兰、奥地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先进国家早已关注乡村景观园林这一领域, 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乡村景观园林” (Rural Landscape and Garden) 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对其研究的范围和研究的对象, 目前还尚无完整而确切的定义。单单从字面上看, 它由“ 乡村” 和“景观园林” 两个概念组成。这里用“ 乡村” 而没用“农村” 一词, 主要因为农村是与农业产业联系在一起的, 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 如今在农村, 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 有一部分并不一定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非农事活动, 因此, 用“农村” 来界定范围具有一定的难度域概念, 泛指城市和原始无人聚居地带以外的一切地域, 特指城市(包括市和镇) 建成区以外的地区, 是一个空间的地域系统。“ 景观园林” 的定义可以分解为“ 景观” 和“园林” 两个方面。对于“景观”, 从景观规划设计学科角度, 笔者曾有阐述: 扼要地讲, 景观包含着地球表面自然的、人工的人类聚居环境, 并且与社会、文化、习俗、人类精神、审美密不可分(刘滨谊1990 , 1996 , 1999) 。对于“园林”, 张家骥先生在《中国造园论》一书中汇总了许多专家学者对“ 园林” 的理解和定义(张家骥1991) , 并在此基础上对“园林” 下了定义: “ 园林是以自然山水为主题思想, 以花木、水石、建筑等为物质为表现手段, 在有限的空间里, 创造出视觉无尽的, 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 因此, 广义的乡村景观园林是非城市化地区人类聚居环境, 其以大自然真山、真水等自然材料而形成的具有审美价值、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景观园林的界定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 过去许多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目前已成为城市园林, 它们不在笔者所研究的范围内。
乡村景观园林存在着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 传统乡村景观园林伴随着农耕文明而出现, 随着工业文明及当今后工业文明的进化, 乡村景观园林同样也在走向现代。其演变的根本动力是乡村人们生活的演变, 乡村景观园林始终与广大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然而, 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学术界和规划设计界的关注重视。
从历史的演变着眼, 就乡村景观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而论, 乡村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地位也不容低估。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以为中国传统园林起源于古代帝王的苑囿, 这是极为片面的。根据不断的考古发掘和对古代诗歌的深入研究, 人们发现, 其实全世界最早的园林应该是原始聚落中及周边的园圃和树木绿化等实用性的园林化的土地, 它也是中国园林最早的雏形, 并对后来发展起来的恬淡素静的文人村居园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就是明清之际的文人园, 也不断从乡村园林中得到启发, 从中汲取营养(刘天华1994) 。因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乡村园林在中国园林发展历程中, 起着基础和源泉的作用, 尤其是乡村园林为江南文人园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素材、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 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现代人类聚居环境建设入手,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增长的进程中, 村镇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截止1998 年底, 全国有建制镇17015 个(不含县城关镇), 集镇29118 个, 村庄3557700 个, 随着撤乡建镇和拆村并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建制镇比上一年增加480 个, 集镇减少1206 个, 村庄减少101635 个(1998 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 。这种乡村城市化不是意味着把乡村变为城市, 而是在于节约用地和提高乡村居民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因此, 随着乡村城市化的不断进行, 乡村居民的居住方式、居住文化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许多传统的聚居村落也将随之消失。乡村城市化使乡村景观园林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一方面, 一些有研究价值的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已经或将要遭到扼杀的命运; 另一方面, 乡村城市化已经或将要产生出新型的乡村景观园林。新一代的乡村景观园林应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乡土文化, 创造出具有乡村特色而非城市发展模式拷贝的现代乡村景观园林, 以改变当今新建村落的平庸无味、千村一色的状况, 这是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基本目标。
国外许多工业先进国家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如德国、荷兰、奥地利以及美国和日本在乡村景观(Rural Landscape) 、乡村地区的规划与建设方面都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但由于现有的资料和技术手段有限, 对当前国外在乡村景观园林领域的研究成果没有更详尽的资料, 但仅此还是可以看出, 国外非常注重对乡村景观的系统研究。
在国内, 有关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和发展, 尤其是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几乎都是一片空白。长期以来, 人们更多地是关注中国传统园林的研究。尽管如此, 仍然存在与之相关的研究, 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结合农村园林的实例对江河流域的农村园林的产生原因及其特色分别进行了阐述(舒楠1997 , 陈志华1999) 。此外还有对徽州古典园林有较为详细的研究( 程极悦1987 , 肖国清1988 , 殷永达1993 , 张浪1996) , 这些文章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例。
以彭一刚院士的《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一书(彭一刚1994) 为代表, 该书的视点不只停留在乡土建筑上, 而是切入到传统村落的研究, 对村镇的景观进行了分类和分析, 其中包含了构成乡村景观园林的一些要素。此外, 陈志华教授等人编写的《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和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持的《诸葛村乡土建筑》两套乡土建筑丛书的有关章节也阐述了乡土文化和乡村景观的关系(陈志华1998) 。
以《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古村落: 和谐的人聚空间》两本书为例(刘沛林1995 , 1997) , 作者从风水的角度阐述了风水思想与风景、园林、建筑及城市设计的关系, 在风水对园林规划的启示”一节中, 着重论述了乡村园林的一种类型—水口园林。在中国古村落的景观建构中, 分别就村落“八景、“十景、水口园林、村落点景建筑等进行了阐述。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来看, 虽然有一些与乡村景观园林有关的研究成果, 但不成系统、很不完善。乡村景观园林尚未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课题来研究, 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调查、分析论证。
从人类聚居环境学的角度, 选取从古至今的村落实例, 分析乡村景观的构成元素, 对空间化、时间化等可以量化的元素予以量化, 分析其演变发展(刘滨谊, 毛巧丽1998) 。
以《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一书为例( 刘滨谊1999) , 以生态意识、大地景观等现代思想为世界观, 以“设计结合自然、现代宏观区域景观规划等理论方法为导向, 书中重点分析阐述了欧、美等国现代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与实践。
虽然乡村景观园林只是乡村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它却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各方面。乡村景观园林所要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 包括历史、地理、建筑、民俗、社会结构、景观、环境、艺术等等。综合上述分析, 笔者提出了下列乡村景观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5.1 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5.2 乡村园林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地位和作用。
5.3 乡村城市化和现代化对乡村景观园林所造成的影响冲击。
5.4 乡村景观园林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关系。
5.5 乡村景观园林与乡村经济的内在关系。
5.6 乡村景观园林与乡土文化的内在关系。
5.7 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
5.8 乡村景观园林的空间格局特点。
5.9 乡村景观园林的艺术处理。
5.10 乡村景观园林的未来发展模式。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重点不在于保护传统的乡村园林, 而在于寻求乡村景观园林规划建设的规律和特点, 尝试地探索未来乡村景观园林的发展模式, 以便能切实有效地指导今后乡村规划中的乡村景观园林规划设计, 创造出超越城市的自然而和谐的乡村人类聚居环境。
国内有关中国造园理论的论着很多, 在此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 文献资料是了解乡村景观园林形态构成的一个重要途径, 它包括地方史书、地方志、家谱等, 这些文献资料对村落的选址、布局、发展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目前乡村景观园林需要大量的基础性研究, 这就必须建立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 然后从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来进行分析、比较, 找出规律。由于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大多遵循自然法则, 随着村落的布局而形成, 很少受到来自外界人为规范的约束。因此, 选择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实地调查和测绘, 并结合对当地居民的问卷调查, 了解他们在居住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变化, 以及他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 受到来自村镇规划标准和农村土地使用政策的影响, 因此, 还需要认真领会政策、法规的精神。通过对乡村景观园林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通过实证对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和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分析、比较, 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内容和形式的演变; 总结归纳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 分析乡村景观园林的构园特色; 找出乡村景观园林成园艺术的规律和特点。乡村景观园林研究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 它在景观建筑学、生态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综合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 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乡村景观园林有别于城市景观园林, 城市景观园林是通过人工再现自然, 而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运用自然, 更为朴素地保留着更多的自然真迹, 从艺术追求而论, 如果说, 城市景观园林是“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 那么, 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虽由天作, 宛自人开”, 各自的艺术倾向不同, 并无艺术的高下之分。但是, 倘若从自然美的角度来看, 乡村景观园林远比城市园林自然优美。“师法自然”只有从乡村景观园林中才能获取第一手的灵感源泉, 而目前国内的景观园林规划设计界在这一领域几乎还处于一片空白, 因此, 对于乡村园林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乡村园林虽然早就出现, 但是由于人们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 对乡村园林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 以致于长期以来没有人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 通过建立乡村园林的概念, 使人们对乡村园林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从而激发更多的人从事乡村园林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以填补国内在乡村研究领域的空白。
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大多为明清时遗留下来的, 而乡村园林由于长期以来受外界干扰少, 因此, 有的乡村园林还保留着宋元时期的风格, 这对中国传统园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713 创造现代中国乡村景观园林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 探讨乡村居民对园林的需求, 以及乡村园林对大地景观环境和改善生态的重大作用。乡村园林不仅具有朴素的自然美, 而且它和人们的平凡生活保持着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 因此,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 根据乡村的功能要求、景观要求和经济条件, 创造出优美的乡村园林艺术形象, 这对于我国未来乡村规划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① 刘滨谊, 风景景观工程体系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② 刘滨谊等译, 图解人类景观—— 环境塑造史论1 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6
③ 刘滨谊,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9
④ 张小林, 乡村概念辨析. 地理学报, 1998 , [ 6 ] : 365~ 370
⑤ 张家骥, 中国造园论.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⑥ 刘天华, 中国古典园林之美— 画镜文心. 生活1 读书1 新知三联书店, 1994
⑦ 农村与景观. 台湾大学农学院农村规划与发展中心编译, 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8
⑧ 舒楠, 楠溪江流域乡土文化与农村园林. 建筑师, 1997 [ 78 ]
⑨ 程极悦, 徽商和水口园林——徽州古典园林初探, 建筑学报1 1987 [ 10 ]
⑩ 肖国清, 论徽州古典园林艺术1 中国园林, 1988 [ 2 ] . 张浪等, 徽州古典园林的研究1 中国园林, 1996 [ 6 ]
ω 彭一刚, 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ξ陈志华等, 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1 台湾省建筑师公会
λ台北市联络处财团法人中华建筑基金会
ψ 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持, 诸葛村乡土建筑1 汉声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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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伴随电子商务发展而来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对于是否应对电子商务征税及如何对其征税等问题,欧美等一些国家已出台了部分专门的法规。而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而言,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中国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体系的研究与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通过阐述目前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以及电子商务的特点,分析现阶段电子商务对中国税收管理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最后,在结合其他国家电子商务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现行的电子商务税收管理制度的完善措施与意见。
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收管理;网络交易
电子商务是指借助于计算机网络(主要是指Internet网络),采用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商务业务的活动。实质上,电子商务并未改变“商品(劳务)货币一商品(劳务)”这一商品(劳务)贸易的本质,只是改变了传统的交易形式,提高了贸易的效率,使商品劳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空间概念得到全球化的拓展。从资金流方面看,电子商务和传统贸易一样,同样涉及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而资金流则是据以课税的重要依据。
1.电子商务的商品数字化的特点导致税种,税率确认困难。在传统贸易中,商品、劳务、特许权容易区分,因此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对商品销售收入、劳务收入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适用税种、税率均有不同的规定。然而,通过因特网传送数字化商品、进行在线交易,税务机关难以掌握交易的具体信息,因此对交易性质及适用税种税率难以确认。
2.电子商务交易隐蔽流动的特点导致税源控制管理困难。在传统交易的情况下,经营者一般都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或住所,而在电子商务条件下,经营者通过服务器在网上从事商务活动,不需固定的经营场所,服务器也很容易移动,交易地点灵活多变,税务机关难以从地域上进行清理控管,因而经营者为逃避税务管理,不办理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极易产生漏征漏管,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3.电子商务中的商品交易程序简化引发征税环节的减少。传统交易模式下,商业中介如代理人、批发商、零售商、包括常设机构等有规范的税务登记和固定营业地点,征税和管理相对容易,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产品或劳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直接交易,在征税环节减少的情况下,难以从批发商、零售商等中介环节取得税收;而买卖双方均具有较高的隐蔽性,税务机关难以控管,可能导致大量的税收流失。
4.电子商务的交易地点集中导致税源分布失衡。目前中国对网上交易的征税地点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实际操作中为方便起见,都以售货方或劳务提供方所在地为征税地点,这样,一方面由于采用汇总缴纳规则造成所得税税源向生产地或劳务提供地集中,另一方面由于采用售货方或劳务提供方所在地为征税地点的办法造成流转税税源向生产地或劳务提供地集中,从而加剧了税源的不均衡分布,造成了国内税源分配面临争议。此外,跨国公司可以在避税地设立服务器,将网上交易的提供地或接受地转至该地以规避某些税收。
5.电子商务使得传统的税收稽查陷入窘境。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在电子商务交易的条件下,随着交易代理人、批发商、零售商的消失,产品直接提供给消费者,整个商品的选择、订购、支付、交付都在网上完成,税务机关从代理人、批发商、零售商等课税点课税,变为直接向消费者课税,其流动性与隐蔽性造成税务稽查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课税凭证的电子化加大了税收稽查的难度。电子商务的各种报表和凭证,都是以电子凭证的形式出现和传递的,而且电子凭证可以轻易修改、删除而不留痕迹和线索,无原始凭证可言,使得传统的税收管理和稽查失去了直接的凭证和信息
最后货币流量的不可见性增加了税务检查难度。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发票、账簿等在计算机网络中均可以电子形式填制,且能修改,不留任何痕迹,而且购销双方也可通过交易密码掩藏交易信息,并用非记账的电子货币完成付款业务。此外,在网上贸易中已经开始出现在避税港开设联机银行为交易方提供“税收保护”的现象,这使得税务机关难以获取交易价格及款项支付信息,无法对交易人的银行账目进行经常性检查,丧失了货币监控能力和对逃税者的威慑力。
最后,电子商务会使得税制要素难以确认。一是纳税人的身份难以确认。在电子商务条件下,无纸化的网上交易使税务机关无法得知进行网上交易的是谁,同时,因特网网址与所有者身份并无必然联系,无法提供有关所有者的真实信息,不易确认纳税人的位置。二是征税对象的性质和数量难以确定。电子商务征税对象以信息流为主,有形商品和服务的界限变得模糊,税务机关难以掌握交易信息以及交易金额,即便是掌握了数字化信息的内容,也难以确定交易的类别。同时,因为没有物流,税务机关难以掌握有关信息,导致税收流失。如果是国外数字化商品销售给国内,还会导致关税的流失。三是电子商务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难以认定。在电子商务条件下,无纸化的网上交易使税务机关无法得知网上交易在什么时间发出商品、收到货款,无从掌握税收情况,无法对企业进行日常稽查,税收征管的链条难以连接。
虽然中国电子商务在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但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却非常迅速,由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问题也将越来越突出。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加快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和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税收部门要尽早实现与国际互联网全面连接和在网上与银行、海关、网上商业用户的连接,对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进行有效的监控,实现真正的网上监控与稽查。
1.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确定中国电子商务的税收原则。一是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时,应以现行税收制度为基础,针对电子商务的特点,对现行税收制度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二是暂不单独开征新税,不能仅仅针对电子商务这种新贸易形式而单独开征新税。三是保持税制中性,不能使税收政策对不同商务形式的选择造成歧视。四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在互利互惠基础上,谋求全球一致的电子商务税收规则,保护各国应有的税收利益。
2.加强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数据联网和信息共享。网络交易全过程的完成涉及到银行、网络运营商、物流运输等各个部门,税务机关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数据联网和信息共享,并实现基础数据的实时更新和及时反馈,随时掌握经营者注册网店信息变化、资金动向、商品流向等详细信息,为网络税收管理提供全面、准确和详细的第一手基础数据信息。
3.研发电子商务的网络交易税收管理信息系统。针对电子商务和网络交易的步骤、流程、关口和特点,研发一套类似于金税工程或CTAIS征管系统的网络交易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内置链接于税务机关的部门网站之中,以方便经营者随时登录办理涉税事项。尽量促使该系统实现工商、财政、税务、银行、国库、海关、网络运营商等多部门集成联网,信息共享。具备税务登记、网店注册、户籍管理、交易监控、计征税款、扣缴入库、票据打印、统计查询于一体的综合管理功能,促使税务机关实现网络的实质性监控 。
4.紧紧围绕银行资金结算、资金监控这一关键环节展开税务稽查。从支付体系和支付手段入手解决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问题,杜绝税源流失。虽然电子商务具有高流动性和隐匿性,但只要有交易就会有货币与物的交换,可以考虑把电子商务建立和使用的支付体系作为稽查、追踪和监控交易行为的手段。目前,在中国通过网上银行,还未实现大额、实时、跨国资金结算,电子货币还未推行,电子商务法律不健全,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尚未确立。因此,付款手段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通过银行资金账户往来情况进行税务稽查是当前对付电子商务的重要手段。最后,通过总结税务部门已建设和运行的以增值税发票计算机交叉稽核、防伪税控、税控收款机为主要内容的“金税工程”的经验,针对电子商务的技术特征,开发、设计、制定监控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软件、标准,为今后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管做好技术预备。
5.利用互联网进行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可在互联网上开设主页,将规范的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设置在主页中。纳税人通过计算机登录访问该主页,将需要的纳税申报表等下载到自己的计算机中,输入有关的申报数据后,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到税务机关的电子信箱中,同时签发一封信件寄给税务机关,以确认该项申报的有效性。税务机关在收到确认信后,对电子信件进行安全性检查,然后转入税务机关计算机处理系统中,确认该项申报有效。
6.利用电子商务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质量。电子商务给税收征管带来困难的同时,也提供了机遇,税务机关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税务机关与纳税人间的联络可以通过网站进行,如税务机关可以通过网络发布税务信息、处理电子邮件、接受电子申报、建立自动退税系统,等等。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美国国内收入局在互联网上设立了专门的税收站点,免费提供税收资料、接受电子申报。美国还提出“电子税务管理”方案,以便更高效地为纳税人服务。
7.在税收征管和稽查过程中加强国际情报交流和合作。由于电子商务是全球化、网络化、开放化的贸易方式,其高流动性、隐匿性削弱了税务系统获取交易信息的能力,更会引发诸多国际税收问题。单独一国税务当局很难全面掌握跨国纳税人的情况。这对各国的税收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各国税务机关的密切合作,收集纳税人来自世界各国的信息情报,才能掌握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国的站点,特别是开设在避税地的站点,以防上网企业偷逃税款。这些都离不开国际税收协定的配合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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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职业道德是在秘书职业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是社会道德在秘书行业的缩影和具体表现。秘书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有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秉公办事、诚实守信等,这些都是秘书岗位对道德素养的实际要求。很多学校虽开设了文秘专业来培养合格的秘书人才,但是很多学生对于秘书职业道德素养的理解却不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秘书学科概念体系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前,我们在秘书学的建设和教学中,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如何确立供本学科运用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一般概念和专门用语(术语),及其相互关联的系统化的整体,即概念体系.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关键词】: 概念体系 秘书学 基本概念 理论概念 秘书工作 学科建设 经验概念 日常概念 理论体系 初步探讨
当前,我们在秘书学的建设和教学中,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如何确立供本学科运用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一般概念和专门用语(术语),及其相互关联的系统化的整体,即概念体系。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概念体系不仅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起点。
秘书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近几年来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局面。但是,从总体来看,我认为秘书学的建设,目前尚处在它?quot;学前阶段",即前科学时期。
目前,在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概念体系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确定。2.基本概念的研究没有摆脱直观感性经验的趋向。3.某些概念的抽象不是采取逻辑的方法,没有揭示其内涵和外延,以至出现恩格斯早已指出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恶性循环的错误。4.借用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较多,而且缺乏必要的扬弃。
由于秘书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尚未进入科学体系,就给秘书学的教学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因此,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加强对秘书学概念体系的研究势在必行!
研究秘书学的概念体系,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基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知识单元,它决定着秘书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功能和发展。2.一般概念。这是构成秘书学理论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重要知识单元,它直接关系到各项原理、原则和法则的建立,以及某项理论的发展。3.术语。这是秘书学科的一系列专门用语,它们都有严格规定的含义。4.各种概念相互间的联系和区别,即它们的逻辑结构。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概念。
关于"秘书"这一概念,目前国内不下五家之说。虽然各家之说不无一定道理,但是否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整体、事物内部联系,即上升为理论概念,尚待探讨和商榷。据我的认识,秘书是掌管公文并全面辅助领导者管理日常工作的人员。我认为,这个概念初步揭示了目前我国各级各类秘书人员的本质特征,即它的可读性、辅助性、服务性和多能性,从而使秘书人员同其他行政工作人员有了质的区别。
我们从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去结构秘书学的体系框架,比如以掌管公文、辅助决策、沟通信息、协调关系、处理事务和保守秘密等为内容的秘书职能论;以一般工作方法、特殊工作方法和未来工作方法等为内容的秘书方法论;以秘书组织、秘书人事、秘书制度和秘书素养等为内容的秘书管理论。然后,我们再去深入研究秘书职能论、秘书方法论和秘书管理论的概念、原理、定律和一般理论结论,把秘书学的理论体系逐步加以完善和充实。这样,一门崭新的学科--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秘书学,就会在我国应运而生,因此,秘书学的建设,必须以基本概念为重点突破口,这是我的第二个结论。
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一种科学抽象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在不同认识阶段的不同思维水平。
我们在研究秘书学科的概念时,首先就要充分占有秘书工作和秘书管理方面的经验材料,包括日常概念和经验概念。在此基础上,严格遵守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逻辑方法,特别是下定义的全部规则,精心地进行科学抽象,从中制定出一系列理论概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基本方法。其具体途径,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现有的科学概念。
(二)移植其他学科的概念。
(三)改造流行的普通概念。
(四)创造秘书学科的新概念。
此外,我们在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区分正确概念和错误概念,以及一些显然过时的概念。
秘书学科概念体系的研究条件已经成熟,问题在于提出任务,制定规划,并采用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这就是我的第三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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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35年来,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发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协商民主理论,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协商民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笔者结合有关协商民主的阐述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国内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无论是在译介和引入西方成果方面,还是在推进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实践探索方面,无疑陈家刚教授是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之一。根据陈家刚教授的研究,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学术热潮。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首次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尔后众多的西方思想家都介入了对协商民主的讨论。根据陈家刚教授对国外研究进展的梳理,国外的协商民主研究一直以来都伴随着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研究成果非常丰富。1996年,圣露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教授出版了《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7年博曼和威廉姆?雷吉(William Rehg)合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 )主编的《协商民主》,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 )教授推出了《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2年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教授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 发表了《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2006年德雷泽克发表了《全球协商政治》,而后2007年,马克?沃伦发表了《设计协商民主:英属哥伦比亚公民大会》,2012斯科特?威尔士出版了《夸张的民主表象:协商理想是如何削弱民主政治的》,等等。
这一段时期内是国外研究协商民主走向成熟并且成果不断丰富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并且译介外国著作,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从陈家刚教授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来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滞后,但是2000年以后,学术界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敏感的热点问题,从译介相关著作开始,努力跟进。2003年,俞可平教授发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从四个维度解读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发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思考》,通过分析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行性;2004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开辟专栏,从理论解释、基本概念、实践价值等方面介绍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随后,陈家刚教授的译文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学术研讨会”文集《协商民主的发展》相继出版。此后,可以说协商民主纳入了中国学界视野并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期。2006年,俞可平教授主编并出版了“协商民主译丛”。2007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译丛等成果不断涌现,2005~2008年,各类基金设立的协商民主课题研究也相继出现,比如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各省政协成立的研究会以及它们的研究成果、各类期刊和网络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不断增多。
概括起来,已有研究文献中,陈家刚教授已经从政府形式、宪政体制、决策形式、治理模式[1]等方面来分析和厘定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针对对于协商民主的多维理解,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粗浅地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梳理来进一步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与范畴。
1.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内涵,“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毕塞特认为,协商民主的现实体现就是美国建国者设计的代议民主体制。美国政府体制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建立的,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的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梅维?库克则突出了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过程,即“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政府组织形式。
2.作为宪政体制的协商民主。从起源来看,协商民主是源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思考的结果。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毕塞特竭力为“美国宪法的民主特性”辩护。“在1787-1789年间的美国人看来,制宪者观点的两个方面――既需要限制大众多数,又要使多数原则有效――是一致的。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倾向的关键,存在于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明确意图之中。”通常情况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具有否决权的总统、高等法院以及选举和分权制衡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特别在美国历史以及当代的西方政治实践已经成功证明了立宪者的设计理念中就包含了宪政制度的内涵。 3.作为政府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一般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在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实施。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戴维?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讨论的结果:“在协商民主中,公民运用公共协商来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4]协商民主要求决策者要广泛吸纳每个利益相关的公民的建议、实现参与的实质性经济政治平等,实现利益相关者在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与政府决策者的平等、自由权利,并在政府与决策相对人之间实现信息公开并赋予其协商的充分理由。
4.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有学者指出,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5]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多元化。社会舆论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分散化。作为国家理念的协商民主,就是要以公共利益为取向,通过利益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对话来形成合作共识,进而作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的对话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和执政党以起码的合法性。其基本要义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治理形式。
5.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1987年,伯纳德?曼宁在《政治理论》第15期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所谓合法性基础,即在政府作出特定决策、或者政党上台执政获得合法性认同之前,必须经过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观点并相互比较、借鉴、加工并优化的过程,通过比较借鉴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平等合作。这种协商合作过程既体现在集体层面的共商,也吸纳少数甚至是个人的建议,使得最后的政府决策与执政党执政获得多数认同和理性的支持。政治协商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不应该排斥任何人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权利,以及有效行使这种权利所必须的充分自由。这样,合法性协商民主为政府组阁和政党执政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合理的、广泛的和理性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正因如此,科恩指出:“我们有理由确定,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不是他们业已确定的意志,而是他们决定他们意志的过程。这就是协商的过程。”[6]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多数人授权的结果,这种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在于将民主协商作为达成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对特定的政治正当性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支撑,而这种共同体的价值正当性是在价值主体间的民主性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
综上所述,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民主治理形式。正如陈家刚指出的:协商民主的这一本质性规定使得“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本身隐含了多元化的理论思路,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既体现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上,也吸收了共和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时把批判性与建构性理论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协商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如陈家刚指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双重背景,辗转变迁于内生市场化改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社会转型与自治能力增强、制度化分权与基层民主并进、历经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党内与党外、政府与民间、组织与个体的互动推进的艰难过程,形成了自身特色模式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给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新的深刻启示。
(一)从国家层面看,协商民主已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党的报告从三个层面系统对中国当代协商民主进行了全面定位:第一,从性质定位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第二,从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上进行了规范,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第三,从我国政党制度性质和人民政协功能定位上界定了协商民主的广泛内涵,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治发展的目标设计,同时也是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全面概括。 从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民政协充分地发挥了人民政协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即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联系广泛、代表性强、包容性强,在政治、组织(34界别)、制度(宪法、章程等)、职能(反映社情民意、开展协商对话、参与政治决策、加强权力监督),以及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与条件。可以说,人民政协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从国家制度层面到基层治理领域,体现着人民政协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听证会、社区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公共网络论坛等等。这些协商民主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绩。
客观地讲,这些制度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特征。以人民政协在推动协商民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例,中国的当代政治发展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从人民政协这个角度来看,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一方面是对人民政协在我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意味着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民政协将担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更为重大的使命,也使得协商民主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二)从地方治理看,以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
正是在全国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并取得重大成效和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包括广东省在内的许多地方人民政协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功能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协商民主向广度和深度领域探索。早在2008年,广东省委在政协提案督办会上特别强调了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并提出广东要率先研究制定政治协商规程。201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发试行,2011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规程》的推出,不仅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而且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实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经验和成效。
第一,从制度层面和程序设计上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真正纳入了决策程序。可以说,《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突破,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规程》从试行到正式颁发实施,其生命力在于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设计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是人民政协“软法”机制建设中的重要实践和突出成果。《规程》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细化了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首次明确将省委、省政府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的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要求省委领导牵头,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并每年组织对政治协商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广东的实践过程,首次适时地提出“中共广东省委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拟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省委或省委、省政府联合作出的有关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大局的重要决议、决定、意见”。这就不仅从制度上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也从实践上强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操作程序。
第三,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即,中共广东省委同广东省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民主协商会、谈心会、专题座谈会、通报会、书面建议等5种;省委在省政协同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9种,包括省政协全体会议、书面协商等。无论是从政策制度层面看,还是从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看,广东已经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及其重要地位。
第四,统一并规范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要程序。即,制订协商计划、做好协商准备、开展政治协商、汇总协商成果、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等5个程序。客观来讲,《规程》的有效实施更加注重行为激励机制而不依赖法则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但这种“软机制”不等于不需要“硬约束”,恰恰相反,它应当有一定的“硬约束”来保障,否则难以发挥“软法”作为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效力。为此,广东省委是较早将政协提案办理作为实现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要求全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都要亲自督办政协提案,并将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切实实现了“从‘关心协商’到‘必须协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从‘软办法’转变为‘硬约束’”,真正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
第五,大力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2012年12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黄龙云专门召开会议,就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的提议向省委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与广东省委党校达成共识,制定具体设施方案,顺利将人民政协理论纳入省委党校干部培训课堂。
从成效来看,广东用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全国第一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在广东诞生绝非偶然,广东也必将率先从《规程》中受益。这一点也被近两年来广东各级政协的工作实践所证明:在提案办理方面,截至目前,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已经全部牵头督办政协重点提案,42个省直单位的主要领导也自行确定本单位的重点提案进行牵头领办,实现了“一把手”督办政协重点提案的全覆盖。只要被列入重点提案,所提的意见建议一定能够被落实,已经成了广东各级政协委员的共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广东省政协采用明星委员个体监督与媒体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理性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检视
从理性的角度来反思,在看到协商民主推进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地方推进以协商民主为目标的地方治理创新取得了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实践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不给予正面应对,也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障碍,为此,笔者在此做一简要的实践检视。
第一,人民政协具有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理论挑战和实践难题。同时人民政协自身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性质及定位问题,目前在制度定位与机构性质之间没有清晰界定,导致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二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作为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人民政协尚未在《宪法》、《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保障上得到应有的体现;三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制度规范不健全,相关条例、办法及实施细则极不健全甚至缺失。四是推进人民政协广泛协商的体制机制建设滞后,相关机制的可操作性程序设计(比如广东的“政治协商规程”)离现实实践尚有距离,加上人民政协本身能力与意愿的差距及其机构民主政治文化因素,极大地制约了协商民主的深度推进。
第二,从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看,仍然还有一个过程。2004年中央提出“必须坚持把人民政协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部署和推进。”在完成改革开放这一崇高使命的伟大实践中,“人民政协应该也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05年、2006年,中共中央两度发文,明确指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07年,“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写入十七大报告,“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些论述本身表明,完成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仍然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从地方治理创新的现实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同其他改革一样,这一制度化过程同样需要磨合期,要真正实现协商民主从“程序公开”到“细化规则”也势必在实践摸索中不断完善。从广东来看,人们最关心的是广东的《规程》可以走多远?会不会因为换届等因素而弱化?客观讲,广东跟全国一样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制度安排调整利益关系、规约权力运行,扩大民主参与,既要重视单项制度的针对性,尤其要着力研究制度体系结构的合理科学,制度措施的匹配协调。因此,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由性质及定位问题,导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一矛盾导致了协商主体的主动性还不够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同为协商主体,两者的主动性都存在一些问题。同时民主协商的反馈力度不够,政协的一些协商成果报送到党委、政府以后,没有后续信息和处理结果,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政协规程的有效实施和完善。
二是由于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使得协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随意性大、有关程序执行不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因此,在全社会建立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民主氛围,对推进“制度化”建设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就现阶段而言,广东乃至全国面临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三是人民政协由于协商活动尚缺乏法律支持,除《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有所提及外,关于政协的组成及职责、权限仍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政协的所有活动几乎无法可依,而这直接影响了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结果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效力。
四是《政协规程》的一些条文太原则,操作难度大,而且,在涉及“三化”建设的具体问题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因此,体制机制建设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从上到下对政协履行职能还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从协商民主已作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看,还是从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着眼,抑或从理性地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其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来检视,我们都无法否认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客观逻辑,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冲突也日渐突出。为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就必须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设计。体现在: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 有机统一的民主机制建设;有助于制衡行政权的膨胀,推进法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助于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重构,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有助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有助于构建健康政治文化,形成理性的民主对话氛围。
为此,本文就健全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党的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协工作的目标设计。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政策性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咨询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政策进行调整的;而制度性协商则是一种“程序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以及程序等都是由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整的。从本质上说,政协规程的实施推进的政治协商依然是一种政策性协商,协商的组织、形式、内容乃至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的政策进行规范的,导致作为协商的制度载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上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机构的序列。某种意义上说,政策性协商一方面体现和适应了中国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转型期,政协的性质、职能等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此,政策性协商的模式也应当相应地转变为制度性协商的模式,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来健全制度性协商。
第三,切实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展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这也是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核心问题。目前存在两种非常接近、但又不尽相同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
商,另一种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不少地方在谈到政治协商时,都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协商混为一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政治协商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要深入探索民主协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社会界别的分类与引导方面深入研究,提高界别划分的科学性及其参与的实效性。在专题协商中,要针对关涉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广泛的调研,就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协商并提出有约束力的协商建议。
再次,强化社会对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工作的积极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要发挥人民政协在统一战线、协商机关这一国家政治机构的制度层面上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优势,推动建立党委、政府重大事项协商信息公开制度,发动组织社会公众全程参与和监督重大事项的协商;建立公民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提案制度等,动员组织公民以各种形式参加政协履职活动;建立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鼓励支持政协委员运用微博、博客、电子信箱等现代技术手段,通过深入所在社会组织、界别,加强与公民的沟通。
第四,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和质量。
面向未来,不断加强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是提高民主协商能力的关键。以广州为例,为了做好政治协商工作,广州市政协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强化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其中,加强区、县级市政协机构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解决区、县级市政协“编制缺、人员少”等突出问题,试行各区县级市专职主席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的编制在地方行政编制中单列,不占机关编制,将这部分编制用于增加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同时,广州还探索了推进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建设,着眼于推进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提高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大提案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无疑,这些措施必将为政治协商的广州实践带来强大的后劲,也可以作为经验供其他地方进行借鉴。
第五,建议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
协商民主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平等理性讨论为途径,求得共识,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在政协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可以在公开、公正的程序中进行平等的协商、探讨、交流。为了使各方利益、各种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就应当引入辩论机制和程序,从而改变长期以来政治协商和民主评议的实际运作中,党委先有倾向性或实质性意见,然后通过协商赋予党委意见合法性与民意基础的做法,在具体事务的协商过程中有效引入公开辩论程序和听证机制,尽量做到协商程序的公开、透明,通过辩论,进行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沟通与交流,最终达成妥协,形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意见,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这正是协商政治的基本目的。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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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态农业观光、生态休闲旅游与乡村旅游等新兴旅游模式的开发,农作物开始被开发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人文价值及美学价值,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城市园林景观建设中。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农业景观在风景园林建设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历史。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业生产也日益远离城市人的视线。如何让农业以景观的形式在风景园林建设中应用,让城市居民重新体味、融入农业风光,进一步了解传承农耕文化。本文着重以农业景观在风景园林建设中的应用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结合2014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农艺园的工程实践,尝试总结出其应用的具体操作形式。
近年来,现代农业随着全球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不仅具有生产功能,还具有提供休闲观光、度假等服务生活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多重功能。农业景观是一种以自然农业资源为基础的特殊景观形态,保留了较多的自然元素,但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也不是潜心雕琢的城市环境,是由农业自然景观、农业生产、生活场景等多种元素综合构成的景观。
2.1 生态性
生物多样性、生态协调性二者共同构成了农业景观的生态性。农业景观具有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这就使得农业景观具有可持续性。持续发展中的农业景观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半自然栖息地,共同构成农业景观中的生态系统。
2.2 生产性
生产性是农业景观有别于其他园林景观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农业景观的景观表达,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作为基础的。国内起步于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生态观光园,就是以农业生产为中心,集合观光、科普、休闲、体验为一体的生态园区形式。
2.3 审美性
审美是人类固有的需求,人们对自然的审美由来已久。农业景观审美性包括两部分,一是农作物作为自然产物,自身具有的自然美,如:色彩美、线条美、动态美、听觉美、嗅觉美等。二是经过人类生产改造自然产生的田园景观美,如婉蜒的梯田、阡陌纵横的平原沃野、稻田麦地、果木桑麻、畜群牧童等独特农田风景。同时农业景观的审美还具有可参与性。人们可以亲身参与到产生农业景观审美的过程中,在生产劳动中获得美的享受。
农业景观的表达方式应既具有园林景观的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个性。生产性是农业景观最根本的特点,与之相关的农业文化是其人文景观表达的重要内容之一。农业景观在风景园林建设中的应用方式紧抓其景观的个性特征,从以下三点总结其应用方式。
3.1 以观赏为主的应用
农作物的观赏价值有其不同的特色,以观赏为主的应用方式强调农作物的观赏价值,从农作物的株型、花卉、果实、色彩等角度选择观赏价值较高的作物,将农作物作为设计素材应用。从观赏角度总结其种植方式主要片植、孤植、艺术化造型三种。
3.2 以体验、科普为主的应用
生产性是农业景观的根本特点,而生产的劳作过程是农业景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现代都市人远离自然和生产劳作的同时,随着生态意识的认知和对于田园绿色与生俱来的热爱,体验田园劳作的乐趣成为一种需求,国内90年代以来各种蔬果采摘体验园、农业观光园等农业景观形式应运而生。以体验、科普为主的应用以农业生产为依托,强化游览活动与农业生产的体验互动,通过详细合理的活动策划,调动人的积极性,以新的休闲方式诠释农业景观。
3.3 农业景观情境化展示
农业文化是农业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地域农业文化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景观。深度挖掘地域农业文化对于农业景观的多样化展现具有重要作用。农业景观情境化展示主要是通过地域性的农作物与农业生产用具等涵盖了农业文化的景观小品相结合,深度展示农业景观的文化特质,形成具有质朴自然的乡野情趣景观。
4.1 2014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农艺园设计背景
青岛世园会园区规划总面积241公顷,分为主题区(164公顷)、体验区(77公顷)两部分。农艺园属于体验园区之一。主题定义为“回归田园,体味农艺”,以现代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脉络,通过春夏秋冬不同情境的演绎,主要对山东和青岛本土农作物及文化等进行展示,将人们带入农耕生活中,体味田间野趣、回味农耕时代,在青山碧水间,在飘香果林下,在五彩耕田中体验纯朴、纯粹和豁达。
4.2 农业景观在农艺园景观规划设计的应用实践
4.2.1 观赏性农作物结合农艺园景观规划的应用
大面积、密集栽植的农作物容易形成独具观赏性的大地肌理景观。农艺园中的五谷园及向日葵花园就是采用这种形式来展示农作物的独特观赏性。中国古代的“五谷”是指稻、黍、稷、麦、菽(稻子、谷子、高粱、小麦、豆子)。在农艺园五谷园的设计中,我们把“五谷”的概念广义化,搭配使用多种可以形成大地景观的农作物栽植于基地开敞块状平坦区域。如小麦搭配玉米栽植,十月中旬播种小麦,幼苗时期的小麦可以形成很好的草坪景观;随着生长时期的不同,其外观不断变化,形成高低起伏的层次感及丰富的色彩变化,由幼苗期的浅绿色到生长期的墨绿色再到成熟期的橙黄色;五月底彻底成熟后,形成麦浪景观。小麦收割后,秸秆同时可以作为肥料换填。六月上旬,播种玉米,十月中旬收获,这种搭配栽植方式,保证了一年内景观的持续性。4月中旬移栽彩色棉花苗,9月份开始采摘。不仅能满足视觉享受,更能体验采摘的乐趣。向日葵花园则是充分利用基地现状的一块谷地稍作地形的平整作为向日葵种植的区域,谷地边缘是一处天然的土崖,通过加固处理,设置观景平台,游人居高临下观赏大片盛开的向日葵,独具视觉冲击力。
4.2.2 以体验、科普为主的应用与农艺园景观规划的结合
加以搭配,使整个蔬果园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种植园,而是有季相变化、具有观赏价值的景观园区。高处俯瞰蔬果园,田间小径将整个蔬果园按照自然纹理划分区域,产生异于城市景观的现代农业景观效果。同时,区内设有供游客材质果品蔬菜后清洗休息的场所,游人可以在品尝农产品的同时,亲身参与,享受农业景观带给人们从都市回归村野的别样风情。本地特色蔬菜与水果被广泛运用到蔬果园中。采用间作套种的方法,形成优势互补的农作群体,合理利用有限土地中的养分,提高产量与
4.2.3 农业景观情境化展示与农艺园景观规划设计的结合
灌溉的相关内容,蜿蜒的木栈道结合水塘种植喜水植物,如垂柳、千屈菜、水葱等,展现水清鱼肥、植物葱茏、渔家小舟的特色景观。梨园春色景观节点是结合基地现有片植梨树设置农家小院,小院采用具有北方地域特色的现代农家院落形式,院落组群穿插在现状梨林间,营造以农家小院民俗风情、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餐饮、服务于一体的特色景观群组。同时院落内引入雨水花园的设计理念,开挖浅凹种植池,池内种植净化能力强的水生植物如:黄菖蒲、香蒲。利用现状高差将院落及周边山体雨水汇集至种植池,形成独具生态效益的雨水花园。
目前农业景观在风景园林建设中的应用方法还处于探索阶段,总结2014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农艺园景观设计实践成果如下:
(1)农业景观在进行空间布局时,应注重生物多样性,使建成后的园区能够形成独立的生态系统链,保证农业景观的生态性;
(2)合理配置农作物景观,注重农作物的观赏配植和体验活动的应用,挖掘农业文化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田园景观,保证园区内农业景观的持续性,确保一种农作物景观衰败期有其他景观弥补;
(3)注重农作物的养护,农业景观不同于其他植物景观及硬质景观,大多农作物为一年生草本植物,对其养护更需要细致到位,才能达到预期的景观效果。希望农业景观不仅仅出现在世园会等展会类景观设计当中,随着其应用方式更加的成熟、方法更加的丰富,农业景观必定可以成为城市风景园林建设当中一个重要元素。
农业景观在风景园林建设中的应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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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乡村旅游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并且在开发中不断创新,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乡村旅游开发前后石榴红村农民收益的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以石榴红村农民为研究对象,对农民收益进行界定,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问调查法,对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前后获得的收益进行实证研究。提出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后虽获得了明显的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但同时存在经济收益惠及农户较少、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单一、收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最后提出了优化措施。
石榴红村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街道办事处最西部,南临汉江,北连107国道和汉渝铁路,西与新沟农场相接,是一个以培育和种植绿色蔬菜为主的农业自然村。全村占地面积200亩,建筑面积10540平方米,常住农民256户共786人。乡村旅游开发之前,农民以蔬菜种植为生,没有其他的致富门路。据统计,2004年石榴红村主业为农业,旅游收入为零,人均收入仅3700元。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2005年该村确立了以旅游致富的思路。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石榴红村已被确立为武汉市乡村休闲游示范村,基本上形成了以“春桃、夏榴、秋桂、冬梅”四个不同主题为特色的新农村建设示范带和乡村旅游观光带。
(一)初级阶段:村容整治和景观规划
从2004至2005年,是石榴红村乡村旅游开发的初级阶段,该阶段主要进行了村容整治和景观规划。新调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朱虎带领村民拆牛栏、猪圈、土厕所,挖沟渠、修路、开鱼塘、建果林,完成了村容的初步整治。在村容整治的基础上,石榴红村进行了有步骤的景观规划。首先,针对村民先祖多从安徽、江西迁来,确立房屋改造为“粉壁、黛瓦、飞檐、马头墙”的徽派风格。在房屋改造的同时,村委会还邀请景观设计专家对村景进行了规划。经过规划设计,村民房屋前后建设了绿色植物种植区,村内新修了水泥路、彩砖人行道,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电力、电信、闭路电视、自来水、太阳能热水器等设施实现了户户通,建成了4000平方米的文化休闲小广场和共1700平方米的会议室、医务室、图书室和警务室。至此,一个规整有序的徽派风格村落建成,一套套干净整洁的“农家乐”向游人开放。
(二)发展阶段:农家乐的兴起
从2005至2007年,是石榴红村乡村旅游的发展阶段,该阶段农家乐正式兴起。期初,最先参与房屋改造的4家农户自发经营农家乐,由于游客供不应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其他村民见状也争先恐后地按统一规划进行了房屋改造,经营农家乐项目,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等旅游产品。至此,石榴红村以“住农屋、吃农饭、干农活、享农乐”为核心的农家乐正式兴起并初具规模。
(三)成熟阶段:休闲体验乡村旅游逐渐形成
从2008年后,石榴红村乡村旅游进入成熟阶段,休闲体验乡村旅游逐渐形成。该阶段,由于石榴红村知名度不断提高,游客逐渐增多,乡村旅游在经营农家乐的基础上开发了蔬果采摘、菜地认养、休闲垂钓、野趣烧烤等休闲体验式旅游项目,提高了游客的参与性。至此,石榴红村休闲体验乡村旅游逐渐形成。
在对石榴红村农民收益情况进行调查之前,笔者先对收益这一核心概念进行探讨。收益,名词,等同于利益、好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在其书中他这样对收益进行定义的:那部分不侵蚀资本的可予消费的数额。20世纪初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尔文?费雪发展了经济收益理论。在其《资本与收益的性质》一书中,首先从收益的表现形式上分析了收益的概念,提出了三种不同形态的收益:精神收益、实际收益和货币收益。194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把收益概念发展成为一般性的经济收益概念,他定义收益为:“在期末、期初保持同等富裕程度的前提下,一个人可以在该时期消费的最大金额”,此定义没有明确说明什么叫做“同等富裕程度”,因而引起了许多争论。本文针对石榴红村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农民收益解释为农民所获得的利益与好处,具体包括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
(一)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
针对部分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笔者选择常住农民256户作为调查对象,进行入户调查,旨在客观全面的了解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前后的收益情况。
2.调查方法
笔者采用的调查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和访问调查法,其中以问卷调查为主、访问调查为辅。此次调研为了覆盖石榴红村所有农户,我们对256户常住农民进行入户调查,共发放问卷256份,当场回收250份,问卷回收率97.7%。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当地农民的人口特征和收益情况。
第一部分共设3个问题,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是否从事旅游行业等问题,其中针对从事旅游行业的受访者增设所经营旅游项目的调查。关于对人口特征的调查是为了判断选取的调查样本的结构特征与该村居民的总体结构特征是否一致,关于对从事旅游行业的农民进行旅游项目的调查是为了了解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方式和乡村旅游对农民的惠及程度。
第二部分从被调查者家庭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获得的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两个方面进行调查,共设4个问题。精神收益方面,主要询问被调查者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获得的精神收益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经济收益方面,主要询问被调查农户的收入来源以及在乡村旅游开发前与开发后年人均收入。
(二)调查分析
1.人口基本特征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发现,被调查农民当中:男性占52.8%,女性占47.2%;大部分年龄段在45~54岁(占38%)和55岁(23.6%)以上;从事旅游行业的农户有56户(占22.4%),其中单纯经营农家乐项目的农户有14户(占5.6%)、单纯经营蔬果采摘项目的农户有35户(占14%)、同时经营农家乐和蔬果采摘的农户有7户(占2.8%)(见表2.1、2.2)。根据笔者与石榴红村村委会相关领导的访谈得知,统计结果基本符合石榴红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因而保障了调查结果的可靠性。根据以上数据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石榴红村从事乡村旅游经营的农户不到全体农户的四分之一,乡村旅游惠及的农民较少;另一方面,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形式比较单一,只有农家乐和蔬果采摘两种形式。 2.农民收益情况分析
(1)精神收益情况分析
通过表2.3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石榴红村农民普遍认可在乡村旅游中获得了精神收益,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改善了乡村环境和交通状况”(100%的赞成率,下同),并极大地“提高了地区知名度”(93.2%),同时“增加了居民自豪感”(90.4%)、“提升了居民主人翁意识”(84.4%)。
(2)经济收益情况分析
①通过表2.4的分析可以看出:石榴红村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100%)和农业生产经营(97.2%),收入来源于旅游经营的农户不足四分之一(56户占22.4%)。笔者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得知,石榴红村大部分农户家庭都是以青年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进行农业生产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模式,只有少部分农户(56户占22.4%)以旅游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
②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开发前后石榴红村农民收入有明显增长。如图2.1所示,开发前有24.8%的农户年人均收入小于2000元,大部分农户(占64%)年人均收入集中在2000―5000元,少部分农户(占11.2%)年人均收入在5000―10000元,没有农户年人均收入在10000元以上。乡村旅游开发后,石榴红村所有农户年人均收入都在2000元以上,其中6.8%的农户年人均收入在2000-5000元,17.2%的农户年人均收入在5000―10000元,一半以上的农户(占50.4%)年人均收入集中在10000―15000元,四分之一的农户(占25.6%)年人均收入在15000元以上。由此可见,乡村旅游开发给石榴红村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收益,农民的收入普遍有所提高。
3.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以下结论:①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后获得了明显的精神收益,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改善了乡村环境和交通状况”(100%的赞成率,下同),并极大地“提高了地区知名度”(93.2%)。②在经济收益方面,石榴红村农户年人均收入整体有所提高:乡村旅游开发前,大部分农户(占64%)年人均收入集中在2000―5000元;乡村旅游开发后,一半以上的农户(占50.4%)年人均收入集中在10000―15000元。③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惠及农户较少,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单一,旅游收益分配不均衡。石榴红村从事乡村旅游经营的农户不到全体农户的四分之一(占22.4%),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只有农家乐和蔬果采摘两种形式。
(一)扩大石榴红村乡村旅游规模
要改变石榴红村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惠及农户较少的现状,笔者认为首先要扩大石榴红村乡村旅游规模,把蛋糕做大。旅游规模的大小直接取决于旅游景区景点的数量和吸引力,景点多、吸引力大、游客停留时间长,旅游规模自然扩大。因此要扩大石榴红村乡村旅游规模,需要引进投资建设吸引力大、独具特色的景点,如建设乡村茶园,培育优良茶树品种、传播茶文化艺术、举办茶艺比赛等,或开发培育花卉产业,来吸引游客、留住游客,从而产生规模效应,使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惠及更多农民。
(二)创新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
针对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单一的现状,笔者认为需要丰富并创新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具体而言,政府要开拓思路,激励农民发现其自身经营特色,使农民之间形成错位经营、互补经营。比如部分农户可以经营乡村茶庄,吸引游客来此采茶、品茶、学茶艺等,或者有些农民擅长民间艺术如折花、剪纸等也可将此开发成特色旅游产品,从而丰富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同时也使其收益来源多样化。
(三)均衡乡村旅游收益分配机制
目前在石榴红村中,通过从事旅游经营获得较多乡村旅游收益的农户主要有三类:一是占据优势地理位置的农户(主要是位于文化休闲小广场附件的农户),二是靠自身营销争取到较多客源的农户,三是与村干部关系好或者有亲戚关系的农户。这一现状直接导致其他农户无法或较少获取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均衡乡村旅游收益分配机制,一方面扩大乡村旅游规模,使未从事旅游经营的农民加入到旅游行业中来,从而获得旅游收益;另一方面,建立资助基金帮扶获得旅游收益较少的农民,针对部分农民由于乡村旅游景观建设失去土地进行补偿等,从而使乡村旅游收益分配更加合理。
本文以石榴红村农民为研究对象,对农民收益进行界定(具体包括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问调查法对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前后获得的收益进行实证研究。具体而言:一方面,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后获得了明显的精神收益;另一方面,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后经济收益虽整体有所提升,但同时存在经济收益惠及农户较少、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单一、收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最后提出了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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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旅游越来越受人青睐。我国乡村旅游虽然起步较晚,发展却非常迅速,近年来更是处于快速增长的高峰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乡村旅游是近年来在国内外都有着蓬勃发展的一种旅游形式。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何使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值得探讨。文章以贵州省乡村旅游为例,论述了贵州省乡村旅游存在的几个问题,也为贵州省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及建议
乡村旅游是近年来在国内外都有着蓬勃发展的一种旅游形式。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则是以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作为旅游目的地,以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自然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为旅游吸引物,利用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旅游产品,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娱乐、求知和购物等各种旅游需求的旅游形式。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现代旅游需求的多样化发展,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以其悠久的民族文化及淳朴洁净的乡村自然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
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村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等为旅游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主体目标市场,利用城乡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产品,集观光、游览、娱乐、休闲、体验、度假和购物为一体的旅游形式。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旅游环境的同时,改善旅游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在开发过程中维持旅游供给地区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文化的完整性和旅游业经济目标的可获得性;保持和增强环境、社会和经济未来的发展机会。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生产形态、生活方式、民俗风情、乡村文化等)为对象的乡村旅游,其可持续发展至少应有如下内涵:
第一,旅游资源供需双方需求的持续性满足。乡村旅游发展必须与当地经济社会结合,充分利用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各种机遇,不断满足乡村旅游开发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为乡村旅游的继续发展提供动力和物质文化基础。同时,乡村旅游要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以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吸引旅游者,满足旅游者亲近自然、娱乐身心的需求。
第二,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并重的原则。乡村旅游具有强烈的经济性,但若把经济效益当成惟一追求,在趋利性的驱使下,乡村旅游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和乡村生活风貌将会遭到破坏。因此,乡村旅游发展必须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并重的原则,秉承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与方法,保证乡村旅游发展不超过乡村环境的承受能力,妥善处理旅游开发与保护乡村旅游资源、环境和乡村文化特色的关系,与乡村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相协调,借以保障乡村旅游资源利用的持续性。
第三,乡村旅游资源要共享、公享。一方面,同代人之间要共享、公享乡村旅游资源,避免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却要承担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要共享、公享乡村旅游资源,避免以旅游区环境的恶化为代价满足当代人旅游需要,剥夺后代人的社会发展能力和生活需求。其可持续发展要实现代际共享。
近年来贵州少数民族乡村旅游持续发展,取得不少成绩。少数民族旅游特色村和旅游示范镇的建设,农家乐的发展,乡村旅游度假区建设等,都推进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已成为市民和游客的重要休闲方式,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但是,贵州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制约其发展的因素。
(一)发展理念落后
许多乡村旅游经营者和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的内涵、特点等理解不够全面,对本地乡村旅游资源的优势认识不清,对城市游客的个性化需求把握不准,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乡村旅游发展观。项目上马一窝蜂,项目功能、特色雷同。
开发项目城市化倾向明显,在展示乡村差异、挖掘乡村内涵、突出乡村特色上有很大欠缺。旅游活动的内容较为单一。乡村旅游特色化不明显,乡村旅游活动单一,缺乏高层次的,多元化的文化内涵。农家乐在景观、经营与活动方面,大多未能拉开档次,同质性远大于差异性。
(二)保护与开发矛盾突出
生态环境是贵州地区发展旅游的最大资源,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了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保住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部分旅游经营者诸如饭店宾馆乃至游船等在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产生并排出大量废水,致使周边水质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部分游客在参与乘船、划船等旅游项目时,随意往水里乱扔废弃物等,同样对水体造成了污染加之部分地区相继推出各种农家乐旅游项目,虽然部分增加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收入,但也为当地水资源的污染埋下了隐患。贵州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各族群众收入较低,生活质量相对较差,地方政府迫切希望通过加快发展,以改变当地经济的落后面貌。受此因素影响,部分政府官员对旅游资源存在重开发、轻保护或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等短视现象,决策过程缺乏应有的调查研究和全面科学的论证、评估与规划,出现了盲目开发、无序开发或重复建设等不良行为,造成许多不可再生的贵重旅游资源的损害浪费,直至出现资源退化现象。
旅游开发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先污染、再治理”的思想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也有体现,这种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的精神背道而驰,容易滋生追求经济效益而无视环境保护的不良思想,并疏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旅游资源开发方式不合理,影响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致使一些旅游地的生态环境状况恶化,旅游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近年来,旅游开发和管理经营方在景区内大兴土木,修建各类旅游设施,如宾馆、饭店、农家乐将会造成噪声、固体垃圾等污染。另外,短时间过多游客聚集,并形成人声鼎沸的现象频繁出现是造成这些污染的另一重要原因。各种因素产生的环境污染已成为生态旅游发展的严重障碍,制约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宣传工作不到位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之一就是必须解决人才问题,建设一支具有专业水平的乡村旅游管理人才队伍。贵州乡村旅游发展中专业人才短缺现象严重,因为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主要都来自当地农民,其自身文化素质偏低,又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大多数都未从事过旅游开发经营活动,对旅游的认识不够,对与旅游相关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不了解,在旅游规划、管理、经营等方面没有丰富的经验,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致使管理水平低和服务质量不高,严重制约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贵州乡村旅游形象的树立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教育宣传工作主要针对以下两个对象群体:第一是要加强对生态旅游从业人员环境意识的教育,努力对其传授生态科学知识,用可持续发展思想武装其头脑,这一方面目前做得不够;第二表现为并未找到对广大成年旅游者进行环境意识宣传教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主要依靠其自身素质进行自我约束,这是造成广大生态旅游从业人员和生态旅游者环境意识较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
科学的发展理念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先导。要不断提高开发乡村旅游的认识,在贵州省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的指导下,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对农村产业布局和乡村旅游发展目标进行科学论证,在对生态环境、文化资源、客源市场等方面进行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做出科学规划,确保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贵州乡村旅游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形成特色,打造自己的品牌。发展乡村旅游,根据自身的地理优势与区位优势,在产品开发中着重保持乡村原有的特色。乡土风情是发展乡村旅游、形成品牌竞争力的要素。因此,发展乡村旅游必须注重农业特色资源和农村风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大力发掘乡村旅游资源的闪光点,把农业文化景观、农耕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传统的习俗等有机结合,引导和鼓励农户不断丰富乡村旅游内涵,开发形式多样、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乡村旅游项目,突出地方特色,营造出具有地区比较优势的乡村旅游品牌。
(二)加强环保意识教育
加强环保意识的教育,首先体现在树立生态旅游资源的忧患意识。现在乡村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开发利用与管理不足,在这一点上要教育好作为旅游主要推动者的市民,使他们意识到发展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其次,加强对旅游区的环境保护,对游人给予正确的宣传教育,号召市民科学旅游、绿色旅游。再次,对从业人员进行针对性强的专业技能培训,举办必要的学习班,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大众生态环境意识。
(三)注重环境建设
”制度,把空气质量、水环境、森林覆盖率、水土流失治理等指标作为考核官员政绩、评价当地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同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使那些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管理者、监督者乃至责任人,同步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三是构建保护与开发协调机制。应结合贵州地区保护开发实际,构建“以保护为前提、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协调机制。通过实行保护性开发,既要使贵州地区的自然或人文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又要使相应的旅游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既要注重民族地区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协调,又要维护景区的自然风貌,更要提高景点的科技含量,使旅游由单一型变为符合型项目,由自然之旅上升到文化之旅,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扩张,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产业与环境、旅游与文化的和谐统一。
(四)加强对农民的培训
加强对农民的培训,重视对农民的引导。农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乡村旅游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作为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贵州,要使乡村旅游永葆青春,就必须加强对农民的培训,重视对农民的引导。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根据各地的特色以及农民自身的条件,开展灵活多样、不同形式的专业培训,主要是指经营管理、产品加工、接待服务、环境卫生、旅游安全等方面的培训。其次要引导农民合理利用与开发乡村旅游资源。贵州的乡村旅游资源有很多是文物古迹、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资源。
因此这就要求引导农民在开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最后要引导农民正确地开展乡村旅游,要从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托当地的旅游资源,立足旅游市场,不要盲目进行开发。另外,定期请相关专家对农民或从业人员实施从宣传、接待到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全方位的培训,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农民或部分从业人员代表到乡村旅游发展较好的地方参观学习。逐步提高乡村旅游地农民和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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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设计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写作中国园林类型的论文有哪些格式要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中国园林论文格式,仅供大家参考。
一、一份完整的毕业论文(或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题目
(二)目录
(三)中文摘要及关键词
(四)正文
(五)参考文献
(六)附录
分述如下:
(一)题目
题目的名称应力求简短、明确、有概括性,直接反映毕业论文(或设计)的中心内容和学科特点。题长一般不超过20个字,如确有必要,可用副标题作补充。
(二)目录
毕业论文(或设计)要求层次分明,必须按其结构顺序编写目录,它是文章展开的步骤,也是作者思路的直接反映。
目录格式虽然只是论文的结构层次,但它反映了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注意的是所用格式应全文统一,每一层次下的正文必须另起一行。
目录独立成页,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设计、园林树木栽培技术类毕业论文的目录常以章、节、目来编排,将章、节依次顶格书写,在其同行的右侧注上页码号。如:
(三)中文摘要及关键词
中文摘要一般不分段,不用图表,而以精练的文字对论文(或设计)的内容、观点、方法、成果和结论进行高度概括,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自成一篇短文、富有报导色彩。中文摘要以350字为宜。
关键词(也叫主题词)是反映内容主题的词或词组,一般3~5个。关键词放在中文摘要的下面。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开。
(四)正文
正文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个紧密相连的部分,此外,还有一个结束语。正文部分不得少于5000字。
1、绪论(即概述或引言或前言等)
绪论是毕业论文(或设计)的开头,应阐述课题的来源、要求、意义,完成任务的条件,将采取的对策、手段、步骤和应该达到的目标。如果是一个大课题中子课题,应简述该课题的全貌及本子课题的具体任务。
2、本论是正文的主体,它包括文献资料的综述,该课题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方案的论证与比较、规划设计原则、功能分区、技术关键、经济分析、有关问题的讨论和应采取的措施等。
3、结论(或结果讨论)
结论集中反映论文(或设计)的特点、结果和理论见解,撰写时要简明扼要,措辞严密,留有余地。结论主要反映当事人的工作成绩,属于他人的已有结论应当少提。要实事求是,切忌言过其实。
4、结束语
学生在结束语中,以精练的文字,对在毕业论文(或设计)工作中曾直接给予帮助的人员,如指导教师,答疑老师和其他有关人员表示自己的谢意,所写内容要实在,语言要诚恳。
(五)参考文献
毕业论文(或设计)的最后必须列写所用过的参考文献;
列写参考文献必须严格按照论文(或设计)中引用文献的先后顺序依次列写;
列写参考文献的格式,详见“毕业论文(或设计)书写规范”。
(六)附录
凡不宜收入正文中的,又有价值的内容可编入毕业论文(或设计)的附录中。如:
1、篇幅较大的规划设计图纸;
2、过长的公式推演过程。
其它内容如译文及原文,专题调研报告等可另行装订成册。
二、毕业论文(或设计)书写规范
(一)引用有关政策、方针性内容务必正确无误,不得泄漏国家机密。
(二)一律使用A4纸(页面设置为:上下页边距2.5cm、左边距2.5cm、右边距2.5cm)打印,单面使用,背面不得书写正文和绘制图表。
(三)编排格式
一级标题:3号黑体(粗)
二级标题:4号黑体(粗)
三级标题:小4号宋体(粗)
摘要及关键词:五号楷体
正文:小4 号宋体
表题:5号宋体(粗)
图题:5号宋体
参考文献:小5号楷体
版芯:35行×37字,行距20磅
(四)封面采用A4白色,格式附后。
(五)用普通语体文写作,要文句通顺,体例统一,无语法错误,简化字应符合规范,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符号的上下角标和数码要写清楚且位置准确。
(六)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3100~3102-93)规定的计量单位和符号,单位用正体,量用斜体。
(七)使用外文缩写代替一名词术语时,首次出现的,应用括号注明其含义,如LA(Landscape Architecture,园林)。
(八)国内工厂、机关、单位名称等应使用全名,如不得把“湖南环境
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写成“湘环职院”。
(九)公式应另起一行并居中书写,一行写不完的长公式,最好在等号处或在运算符号处转行。公式编号用圆括号括起,示于公式行末右端。公式编序可以全文统一依前后次序编排,也可分章编排,但二者不能混用。文中公式、表格、图的编排方式应统一。
(十)文中引用某一公式时,应写成由公式(10)可知…
(十一)文中表格(插表)可以全文统一编序,也可以逐章独立排序,表序必须连续。文中引用时,“表”在前,序号在后,如见“表12”。
表格的名称各编号应居中写于表格上方,表序在前,表名在后,其中空一格,末尾不加标点。
(十二)文中插图都应有名称和序号。可以全文统一编序,也可逐章独立编序。图序必须连续。文中引用时,“图”在前,图序在后,如见“图5”。
图的名称和编号应居中写于图的下方,图序在前,图名在后,其中空一格,末尾不加标点。以统一编序为例,如: 图5 ××××××××
(十三)“正文”中如对某一述语或情况需加解释而又不宜写入正文时,
可用注释加以说明,即在此“述语”或“情况”后引用注释符号[注],置于右上角。注释文字写在当页下端,并用半行长横线与正文隔开,注释文字不得跨页书写。当同一页有多个注释时,应依次编号,如[注1],[注2]。
(十四)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
1、文中引用的文献依次编序,其序号用方括号括起,如模式[6],置于右上角。
2、期刊文献书写示例:
作者.论文篇名[J] .刊物名,出版年,卷(期):论文在刊物中的页码A-B。如:
[1] 陈盛彬.《风景园林建设设计》教学方法探讨[J].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9(2):181-182
3、图书文献书写示例:
作者.书名[M]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如:彭一刚. 中国古典园林分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4、文集析出文献书写示例:
作者.论文篇名—论文集名[C]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如:王承绪,徐辉 . 发展战略:经费、教学科研、质量—中英高等教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
5、新闻文献书写示例: 作者.文献名[N] . 报刊名,时间
如:李劲松. 21世纪的光电子产生[N] .科学时报,2001.02.19 6、专刊文献书写示例:
【摘要】中国园林往往被视为抽象艺术,一个很神秘,很多人无法理解。而中国园林建筑宛若一串精致的钥匙,凡是有中国园林的疑难,几乎都能从中得到问题的答案。中国园林建筑讲究规则,灵活多变;既风格悬殊,又彼此融通,既历史悠久,又时模时新,由此可观,中国古典园林建筑新文化与包括性。下面,就中国园林浅谈园林建筑的类型,特色没学思想以及中国园林建筑发展的思想。
【关键词】建筑;园林;装饰
1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类型.
(一)厅堂
厅堂是私家园林里的主体建筑。万是用来处理事务的,堂原指阳的敞亮大房子,因为二者的功能往往重叠,所以后来“厅”“堂”合称。园林的布局规划,首先就要确定厅堂的位置,一旦厅堂位置定了,也就确定了园林的主要观点。厅堂作为园林中的主体建筑、会客、聚会、宴会都在其中举行。因此厅堂的位置往往是居中的,所对应的也是最主要的,空间最大的景区,反映“以和为贵”的思想。厅堂建筑有丰富的形式,如果室内通过天花板处理的前后两卷空间,经常叫鸳鸯厅,这在有方园林中式常见的形式,而且敞开的就叫四面厅。
(二)轩
从字面意义看“轩”原指车上的蓬盖。江南将建筑前面的天井叫“轩”,而作为建筑总称,多指三面平敞的建筑,如院中无厅堂也可以“轩”代“堂”。从其开敞性可知,轩这类建筑多位于景观开阔处,开敞处总是有景可观处。一般而言,轩体量可大可小,但大不会超过厅堂,小也不至于如,“室”“斋”之类
(三)榭
榭一般是在水的边缘或花畔搭建平台,多借四周景色构成。平面常为长方形,一般多开敞或设窗扇,以供人们游赏、眺望,水榭则要三面顺水。私家园林中,榭的体积不会很大,其大小须同水体的面积相协调,而皇家园林中不乏辽阔的水面,其体量有不可限定了。
(四)亭
亭是一种开敞的小型建筑物,体积精巧,造型独特,在园林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建设。亭的字面意思是让人停下来休息的地方,其实最简单的建筑,在园林中非常多见,几乎可以说有园必有亭。平面形状有圆有方、六角八角,斜方相套,三角形的等等。装置桶扇的亭子叫“暖亭”;置碑则称为“碑亭”;有井则称为“井亭。井亭的顶部中间一定是楼天的,聚天人岁会之意。中国园林中井亭时有出现,是很多文化特点的一种形式。
(五)楼阁
两层以上的屋叠加在一起的建筑形式为“楼”;“阁”则指底层架空的建筑阁楼的设置可消弱边界的感觉而显得更有弹性。楼和阁体量要处理适当,避免空间尺度的不和谐而破坏景观。园林中,阁楼不会出现在居中的位置,因此就形成了生动的构图,也降低了所处环境空间尺度的要求。
(六)舫
舫是仿照船型的建筑,建于水中或池中,只供人宴饮、游玩。舫与船的造型结构相仿,分为头、中、尾三部分。舫头有眺台,可以观赏风景,中间供休息和宴客之用,尾部则有楼梯。
(七)室
“室”是相对封闭的私密房间,多作书房、卧室,是建筑的一部分,室对外部空间的影响不大,但追求内部装修的特色。室往往出现在空间序列的深处,重叠的院落介意保护室的私密性,小尺度院落目静室配合是最为相宜的
(八)廊
在园林里廊是指引游浅的重要元素多数园林都是通过廊子来联系主要建筑物或经典。如果廊中间加道墙就形成了复廊,复廊的墙上常开漏窗以沟通两面景观。有的廊子装桶扇,可以避风保温,叫“腋廊”也有上下两层的廊子叫“复道”这种廊总是同楼阁配合出现在尺度交大的园林中,私家园林并不多见。
2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特点
(一)造园艺术自然天成,且空间分隔层次感强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师法自然,山水与建筑符合自然界山水生成的自然规律,既园林建筑分隔空间力成从视角上突破园林实体的有限空间的局限性,使之源于自然。
(二)园林建筑既有组合性又有独立性。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玄妙住处就在于他既自成一景,又能随性的融入于其他景色之中,或与其他建筑相辅相成,精巧多变。于中国字画的组合又使园林建筑有课一股独具一格的韵味,隐约之中透漏出一种优雅,从容的氛围。
(三)建筑与树木花卉自成“城市山林”
中国大部分园林被称为城市山林,即因身处城市之中,甚至是闹市之中,古人追求“隐”小隐于山,中隐于市,大隐于朝,由于这种追求,古人力求将园林建筑与树木花卉组合打造成心中的“桃花源”使得建筑与植物的组合愈加成熟。
3中国园林建筑的美学思想
(一)空间层次的美感
中国园林尤其重视小中见大的设计手法,并以此作为衡量园林优劣的重要标尺。所谓小中见大,要求园林有丰富的空间层次和景观效果,因而有移步异景的说法。园林应使人引发想象,空山在想象中得以延展,利用建筑创造空间,如借景、分景、隔景等,而借景又有邻借、远借、仰借、附借等。建筑在布置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布局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灵动韵味之美
中国古代工匠喜欢把充满生气的动植物形象用到建筑上去,使形成了雕刻,而中国古代雕刻喜欢用龙、虎、鸟、蛇等动物形象,唐代以后逐渐兴起植物花纹。无论是雕刻还是绘画,均呈现出一种飞舞的优态,团中也常用云彩、雷纹以及加了两个翅膀的动物形象等等,而正是这种动之美,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特点。灵动韵味,不仅是建筑的室内装饰,甚至整个建筑形象,也突出了一个动态,独特的中国园林“屋檐”祈祷着这个角色。
4 对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发展的思考
中国园林的发展始源于先秦时期的苑园与灵台,从园林的起源看,最初并不是为了游玩赏乐,而是具有较强的实用功能,秦汉时期,皇家园林为私家园林起到了一个示范意义,秦皇汉武都追求长生,所以当时的皇家宫苑之中出现了大量的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建筑物与场所,到汉末,社会动荡不安,随着社会中央集权的瓦解,皇家园林开始凋敝,于此同时,私家园林开始兴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园林也没有改变走向没落的趋势,知道近几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房地产开发日益快速,社会急需对有文化内涵的东西进行重新认识与重视,于是,园林又开始进入人们的实现。园林的价值也逐渐回升,一些知名园林也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摘要:中国园林作为中国文化的结晶,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欣赏与珍爱,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独具韵味的珍宝。人类营造园林,是基于向生活在一种能与大自然相互融合、充分协调的优美人居环境的实用需求,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
关键词:中国 古代园林 设计
1.引言
无论什么风格的园林,都是来于自然,也是对自然的模仿和提炼,对于中国古代园林,整体的风格似乎更强调对自然地提炼和概括。中国文化背景中“得意忘形”哲学思想,有“写意”重于“写实”的传统,表现在园林艺术上,重视对自然山水的提炼和概括。
2.中国古代园林的魅力
中国古代园林有如此魅力、独特的审美境界打动着从古自今的人们,我认为中国古代园林有三点内容吸引着我们。
中国古代园林精湛的景观所蕴含的艺术理念、美学境界和艺术手法。古代园林有非常丰富和谐而又具有自然韵律的景观体系,我们都可以真切地感到中国古代园林特有的景观魅力:各具风姿、江南私家园林的小桥流水,不同于北方宫苑中的苍岩深壑、碧水浮天。
中国古代园林作为一种大空间尺度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的载体,含纳或者联系着丰富众多的艺术文化门类,包括:绘画、哲学、文学、园艺、各种工艺美术、室内装饰、陈设等等。同时,他不仅仅是包容展示作用的博物馆,他与这些文化艺术门类融汇交织在一起,成为了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精神内核。
优秀的古代园林作品不仅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惬意优雅的居住和游览场所,也不仅为中国文化艺术提供了相互组合映衬的空间,进一步的层面上,园林景观还被赋予了深致的精神内涵。中国文化中人格精神、哲学理想、宇宙观念等原本最具思辨色彩的东西,最后都在园林中通过丰富和谐的艺术方式体现出来,所以也就是人们精神寄托和超越性追求的艺术化载体;古代园林以鲜活的艺术方式,构筑了能够引领人们进入中国文化的精神通道。
3. 四大书院之岳麓书院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四大书院对传播发展文化起到了相当大的贡献。朝代更替和社会变乱,四大书院中,嵩阳书院才修复,睢阳书院早已湮灭无闻,白鹿洞书院虽遗构尚存,但办学早已中止,唯独岳麓书院不但建筑屡毁屡修,从创建到现在的湖南大学,一直学脉不觉,延绵千载有余,故称“千年学府”。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在国外亦相当罕见。
岳麓书院位于长沙西郊的岳麓山山下,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冠。岳麓书院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约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由官府捐资兴建岳麓书院。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真宗召见书院山长周氏,并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宋氏南迁后,湖南安抚史刘珙于高宗绍兴元年(1165年)重建书院。宋代著名理学大师张轼主持讲学,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也两度来书院讲学,这一时期是岳麓书院全盛时期,学生达一千多人,当时有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并且称书院为“潇湘洙泗”,将它与孔子在家讲学的地方并称。
岳麓书院由多代山长的努力,建院有章,治学有方,故此在历史上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世济民之才,成为湘楚人才脱颖而出的摇篮。从朱熹、张轼、吴猎、王守仁、王夫之、罗典、王文清等大儒到毛泽东的老师、知名教育家、伦理家杨昌济(岳麓书院著名的学子之一),可以清晰的看到岳麓书院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对湖南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书院坐落在风景胜地岳麓山清风峡口,三面环山,前临湘江。从湘江西岸的牌楼口,直往山巅,早有古道联通,形成一条风景的中轴线,岳麓书院就建在中轴线中间。书院现占地2.5万平面米,其中建筑面积7000余平方米。前院有天马、凤凰二山分峙两旁,俨若天然门户,院后沿中轴线而上,有爱晚亭、舍利塔、古麓山寺、白鹤泉及近代修建的蔡锷墓、黄兴墓等著名景点相托。书院为对称性的布局,中轴线上有前门、赫嬟台、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依次而建。文庙、专祠及半学斋分建中轴线的北侧,教学斋、百泉轩、园林、碑廊等分建于中轴线的南侧。整个学院,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
书院大门朝东向开,采用南方将军门式结构,建于十二级台阶之上。门额上“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为宋正宗手迹。大门两旁悬有对联:“于斯为盛,惟楚有才”,上联出自论语,下联出自左传,源出经典,点出了岳麓书院人才辈出的历史事实。进大门之后,里面为一小庭院,点缀有湖石花草,显得十分雅洁。过庭院则为二门。此门宋元时为礼殿所在,五间单檐悬山,中三间开三门,花岗石门框,左右各辟过道通南北二斋。
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讲堂的檐前悬有“实事求是”匾,为民国初期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所撰。大厅中央悬挂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学达性天”,由康熙皇帝御赐;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这是皇帝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表面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讲堂璧上还嵌着许多极有价值的碑刻文物,讲堂旁边有南北二斋,分别为教学斋和办学斋,均为昔日师生居舍,过去学生大量的活动时间就是在这里自修。讲堂的左侧有湘水校经堂,原名成德堂,亦为书院讲堂。
结语
中国古代园林式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它是人们休憩游览的重要形式,穿行于园林之中,会带来没得感受,它不仅仅带给人们山水之美,而且他是艺术,文化,内含着中国古代人那种超越世俗、隐于江湖的精神人格。古代园林对我们现代研究人居环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继承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遗产,对我们人居环境的改造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敏,中国古典园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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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滨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4]佘志超,细说中国园林[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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